郝双双/文

　　一个成熟的作家一定有他自己的“根”，抑或说他的故乡——“文学故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故乡即地域，一个作家往往会经由“故乡”建构出属于他自己的“地域文学”，比如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陈忠实的“白鹿原”等。这一切说明，作家无法将有着自我生活印迹的故乡置之度外，返回“故乡”几乎成了所有作家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

　　朱鸿当然也不例外，对于朱鸿来说，长安便是他的“故乡”。他的散文，总是描绘着长安、呈现着长安，刻画着长安的山山水水，并试图透过长安来抵达中国以及更远的远方。显然，朱鸿最新的散文集《长安与关中》也承续了他的这一特点。《长安与关中》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系“朱鸿长安文化书系”的一种。

　　朱鸿极其认真地对待此书，诸关一一考察，自1991年到2019年，有的走了一次，有的走了两次、三次或四次，朱鸿希望能产生锋刃一般明亮和锐利的感受。只有感受当然是不够的，朱鸿于是遍觅资料，二十四史及种种笔记、方志和专著，榨取其精华，为自己所用。仅仅有知识当然是不够的，遂当问就问、当辨就辨。朱鸿在书末提供了一个书目，表明了他的叙述无一没有出处。

　　《长安与关中》由《长安论》《关中论》《陇关》《散关》《武关》《峣关》等章节构成。朱鸿将长安视作中国文化的一个标本，通过长安透视中国文化，探求其本质和特点。该书讲述了关中的九关以及它们对长安的作用，包括了函谷关、潼关、武关、峣关、散关、陇关、萧关、金锁关和石门关的历史、地理、所发生的战事，及诸关与长安的关系、诸关在中华民族融合中的作用。

　　论起长安，丢不下关中，论起关中，更抛不开长安。实际上，长安与关中是一体的，其紧密程度若掌和手、珠和眼、心和身，彼此一方丧失，另一方也便顿然逊色、空虚，几乎没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了。基于此，关中之关，也就是长安之关，指在关中四塞布兵守隘，无非是为了拱卫长安。老上单于率骑破萧关，目标在乎长安，这是汉文帝也知道的，遂命汉将军屯驻长安附近，并遣其他汉将军迎击匈奴。虽然惊险，长安无虞。东晋将军刘裕北伐，欲灭后秦，一路过武关、峣关，一路过潼关，砰然占领了长安。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军不得长安不算成功，遂用尽诡诈之术，以强卒先逾函谷关，再逾潼关，窃据长安，也重创了唐。四塞不在长安，但它们却以长安之重在发挥四塞的作用。

　　关中之关，也是文化通道。四海之俗，穿越关中之关而来，往往是输入长安，在长安交流融合，接着自长安辐射九州。陇关和萧关面北，也面西，新石器时代至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一直是文化输入的通道，其功大矣！凡小麦、苜蓿、葡萄等，多是从这里输入长安的。经函谷关和潼关而至的，当有铁、盐、漆、缯帛、阿缟和皮革，凡此以崤山以东所出为盛。自散关而至的，当有锡、铅、铜、铁、盐、漆、牦牛、筇杖和橘……

　　在精神文化方面，以丝绸之路的传播似乎更为清楚。长安是首善之区，西域诸国乐意其精神文化在长安登场。传播的路线当是经河西走廊，再过陇关或萧关而输入。中国的精神文化往西域诸国去，也多是过陇关或萧关，再经河西走廊而输出。

　　朱鸿往往喜欢以一个“小”的支点，呈现出“大”的历史。如《长安论》以长安的地名和隶属变化，呈现出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关中论》在“我”不断地行走中，还原了典籍中的关中的地理和历史；《陇关》在遗址的考察上，梳理了陇关的历史和往事。其他章节皆如此，都是朱鸿在一个小小的支点上，结合历史和资料，以及现实中的所见所闻，以删繁就简的文字，来向我们呈现出长安和关中各个关隘的复杂的“大”历史。

　　该书叙述了长安的产生、变迁及王朝于斯的更迭，及不再以长安为国都之后，长安的存在方式和延续方式。此书还叙述关中在历史上的出现、盈缩及今之关中的范围、土壤、山脉、河流、茂林修竹、珍禽异兽及进出的通道和渡口。关中诸关，是此书的重点，凡诸关的地形、战事及今之风貌，皆欲曲尽其情。长安与关中的关系，也像风一样自由地在四塞游荡着，或劲或微。此书的最大特点是选题大有创意，视觉新颖，历史地理信息丰富且准确，而叙事纵横捭阖，张弛有度，文学性、学术性和可读性高度兼融。另外，朱鸿通过几十年的山川体验、遗址考察、资料搜集，通过文学语言的倾情表达，讲述了遗迹背后的故事，呈现了长安与关中的古与今，为读者理解长安文化乃至中国文化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