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忠富/文

　　司马迁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其言论对于统治者治国理政有极强的借鉴意义。譬如他在《货殖列传》中谈到：“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大意是，对于人民最好的做法是順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进行教育，再其次是制定规章，限制他们的发展，而最坏的做法就是与民争利。何为“顺其自然”，其实就是无为而治。这是道家的治国策略，前提是承认客观的力量，即物质的自然和人为的活动所加在一起而构成的一种趋势。

　　文学评论家李长之认为，司马迁深受老子道家思想的影响。在《史记》中，司马迁将老子的言论与法家申不害、韩非子的言论进行比较，而得出“老子深远矣”的结论。此外，司马迁把道家思想应用于人事处更多。凡是书中论到一个人的成败处，大体上都是采取道家的观点。例如，批评项羽之败是在“兴之暴”，是在“自矜功伐”；赞美张良则是“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李长之认为，一个历史家的可贵在于，首先要有一种历史意识，然后才能产生一种历史范畴即演化。凡是认为一切不变的，都不足以言史。司马迁从演化出发来研究历史，用李长之的话来形容，“就是变，就是渐，就是终始。”

　　李长之最新出版的《司马迁》（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分为“司马迁”“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上下两篇，从司马迁的人格和风格出发，全面细致地审视、评价司马迁及其《史记》的作品，将司马迁称为“抒情诗人”，认为他有着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作者强调了情感才是作品的本质、生命和灵魂，详细地分析了司马迁所处的伟大时代，追溯了他的思想渊源和家学传统，讨论了他和先辈先贤如孔子等在精神和性格上的契合、共鸣及距离。作者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精神动力、文化背景、美学风格予以独特的剖析，并完整地勾勒了司马迁一生的行迹。

　　李长之认为，司马迁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历法、政治地理、文化地理、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哲学方面，都有着自己的见解，更是一个巧于把握文字的人，有着语言学上的训练和技术。李长之指出，作为一个诗人的司马迁，他是一位不朽的抒情诗人；作为一个学者的司马迁，他是一个无比深刻而渊博的学者。关于其文学成就和影响，李长之认为司马迁是传记文学的能手，他善于刻画人物，写人物时带有感情，能传达出不同人物的性格以及不同事件的气氛。此外，在讽刺文学和文学理论方面，司马迁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为了显示主题，司马迁对同一事件因侧重面不同而有不同的写法。例如，鸿门宴曾分别见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留侯世家》和《樊郦滕灌列传》中，但浓淡轻重是完全不同的。在某些时候，司马迁宁肯牺牲历史，也不肯牺牲文章。李长之认为，就《史记》的价值或影响而论，班固的《汉书》不能和其相比，因为《史记》的价值在于能反抗、有感情。正如鲁迅所言，《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