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虹/文

　　农历腊月廿八，是我们家传统“谢年”的日子，即以三牲福礼祈求降福。天蒙蒙亮，父亲就会宰杀一只公鸡，煺毛，并在肚皮下靠近屁股的地方切开一个小口，把内脏洗净，塞回体内，使之看起来完整。但鸡毛不能煺尽，须留下尾巴上三根长羽。接着用红绳把公鸡捆绑出昂首挺胸的形状，再上笼屉蒸熟，同时，另一个大锅里煮着猪头。

　　母亲会在庭院里设案，放上红漆大托盘，盘里八样东西：猪头、公鸡、鲫鱼、虾、蛤蜊、豆腐、豆芽和年糕。母亲焚香放鞭炮烧纸钱祈拜。

　　谢年完毕，便忙着包粽子。包粽子的活儿，是归父亲管的。每年临近过年，父亲总会去集市上挑选韧性较强的粽箬和棕榈叶，回来烫煮粽箬、清洗，再把棕榈叶撕成一条一条宽度合适的捆扎粽子的带子，以备包粽之用。另外，父亲还会事先把糯米和豇豆分别浸泡好，把红薯去皮并用刨子刨成细丝，再用菜刀剁成细碎的颗粒，又预备好果肉饱满的蜜枣。

　　包粽子，一般是在农历腊月廿八。看父亲包粽子，年幼的我也便渐渐学会。我会取两张粽箬上下错开相叠，在粽箬尾三分之一处折起形成锥形三角，装入的内容和粽箬边缘齐平，然后，我便将剩下的粽箬团起，包严，最后用棕榈叶条捆扎起来。往往，半天工夫，一个大木桶的粽子便从我们手底下诞生。这足足可以煮两大铁锅的粽子啊！于是，红薯蜜枣粽、豇豆粽和白米粽便轮番在我们餐桌上出现，直至元宵。

　　年三十晚上，是最为热闹的。在本地，我们往往称丰盛的一餐为“八碗”。平时拮据，这一顿，须得八个菜（或者更多）。再穷的人家，也会拿豆芽、笋干、豆腐干、炒面等来凑足数量，但无论怎样，鱼和肉，却是必不可少的。毕竟，肉才能彰显过年的富足，鱼才能表明“年年有余”。而那时候的肉，必是肥肉更受欢迎，因为平时沾少了油腥的人哪，连目光都透着干涩，须等着用肥肉去润滑呢！哪像现在，挑来拣去，非要精瘦的，怕肥肉给自己长了膘。

　　“八碗”烧好，须得祭祀祖宗，即先让太公太婆爷爷奶奶等先“享用”年夜饭。父亲会在堂屋按一定的方位放置八仙桌，母亲用红漆木托盘端来“八碗”和酒，一一摆开。再取来香案、香烛、纸钱。点起香烛，须倒酒敬三遍，以飨先祖，然后家里按照尊卑一一毕恭毕敬双手合十祭拜，同时口中念着祝愿，求先祖保佑家门顺当财源广进读书人学习优秀等。祭拜完毕之后，开始烧纸钱，以供先祖在冥府之用。

　　而令我更为欢喜的还有压岁钱。犹记得那时自己拿到五毛钱压岁钱时的心情，那崭新的纸币，仿佛闪着紫色的光芒，被我夹进小人书的书页里，一直压在枕头底下大半年。好似故事里那个要考取功名的书生，枕着它，便会夜夜黄粱美梦。而现在的孩子，压岁钱的价码一般都得千儿八百。

　　年夜饭后，父亲就出去燃放关门炮，谓之“辞旧”。接着，父亲便把之前包好的粽子下锅，分两次煮。第一锅，会慢火煮到深夜，第二锅，父亲会在灶坑前看着这微微跳跃的火，一直守到天明。在我年幼的印象里，守夜，已经成了父亲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炉灶里赤黄的火光映着父亲的脸，瞬间有种误当他是神的错觉。

　　大年初一，父亲早早起来，燃放开门炮，谓之“迎新”。其实，一夜的鞭炮烟花不断，加上兴奋，幼年的我睡睡醒醒。然而瞥见窗外曙色已明，我和妹妹都迫不及待穿上新衣，欢欢喜喜跑出门去。

　　除夕夜的关门炮，大年初一的开门红，家家户户张贴的红对联和年画，直接让人联想到宋代王安石的那首《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母亲早于我们起床。在曙色微亮的辰光，她便备好新年头一餐需要的东西。大年初一的三餐，几乎是年年固定的模式：早上炒粢饭（温岭本地称其为“炊饭”），是取“炊”的“蒸蒸日上”之意。中午汤年糕，是谓“节节高（糕）升”。晚上煮面条，意取“长寿”。

　　粢饭的原材料是糯米，浸泡一天一夜的糯米颗颗晶莹饱满，上笼屉炊好之后，更像是珍珠，亮闪闪地惹人喜爱。而灶台上，一溜地排着各种炒饭的配料：肉丁、小虾米、冬笋丝、发好的干香菇丝、蘑菇片、豆腐干细丝、胡萝卜丁、鸡蛋丝，八样配料就是“八宝”，寓意“发（8）”。八宝炒粢饭，就是寓意今年“蒸蒸日上发发发”。

　　在餐桌上，母亲一边吃一边交代：“记得咯，今日不要说不吉利不好听的话哟！碰见人要有礼貌，做事情要懂事，今日乖，一整年都会好哦！”我和妹妹并不懂得具体意思，却也喏喏地应承下来。后来才知道，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天为过年，这三天很有讲究：忌洗衣，忌倒污水、垃圾，忌扫地，父母忌责罚孩子，孩子忌说不吉利的话。这三天里不能借钱，也不能讨债。

　　收拾好碗筷，母亲便拎上香袋，去村北山坳里的崇国寺上新年头炷香，因为据说那里的菩萨最灵验。有一年，几乎小半年时间我都在生病，这年的大年初一，我便被母亲叫上一起去了寺庙。我跟着母亲焚香跪拜，重复每一句她教我说的话，让菩萨听见，保佑我健康平安。

　　正月初一，最喜欢的无非就是看舞龙舞狮表演。每年这时候，村里都会来好几批舞龙或舞狮队，前面几人驮着金龙或狮子的道具，后面几人身背锣鼓手拿磬钹。他们往往会选择房子高大气派的大户人家，一来东家想借此讨个好彩头，二来他们也能得个大红包。

　　正月初一，也会有唱道情的艺人来讨要吉利钱。道情艺人背着道情筒，走村串户，用温岭土话说唱。每到一处，艺人便搬张椅子或板凳坐下，演唱时，左手握夹板，道情筒斜靠在左手臂上，右手三个指头拍打筒皮。艺人一边有节奏地拍打筒皮，一边饶有味道地说唱。每一段唱词都在讲述一个故事。幼年的我觉得那又新奇又好玩，常常听得入迷，站那儿老半天不知道挪窝。可惜现在，已经很少听到了。或许，时代的车轮过于迅疾，这些民间艺术，最终只能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只在人们想起之时，才会提及。

　　正月初二是温岭风俗里“赶座”的日子，即有的人家在前一年有人去世，就在正月初二这一天办宴席，请亲戚赴宴，谓之“赶座”。这一日，是忌讳随便串门的，也不能在别人家吃饭，更不能住在别人家。

　　正月初三下午，商铺开始开张。家家户户准备迎接财神。接财神时须准备“三牲米祭”：茶水、酒水、放鞭炮。财神接到了，这一年的富足就有了保障。

　　正月初四，人们把灶神迎回来，并且各家陆陆续续开始“拜岁”，即走亲访友活动。但是，倘若去的是渔民亲戚家，宴席上是忌讳挖鱼眼和翻鱼身的，这被认为不吉利。挖鱼眼，意味着渔船将失去航向。翻鱼身，意味着翻船。

　　到元宵为止的整个正月，仿佛就是在不同的亲戚之间走动，吃吃喝喝，拉家常扯鸡毛说蒜皮。

　　元宵节，是个热闹的日子。除了吃元宵（汤圆），就是看舞龙表演，看花灯展览，进行猜灯谜活动。尤其是温岭的文沁公园，年年灯谜会，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在温岭，元宵节还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石塘和箬山。那里，有一支早年从闽南移居的渔民，他们有着自己特别的年俗。正月里，他们会有特色庆典活动——扛台阁和大奏鼓。

　　扛台阁，一般在正月初八到十五，是温岭石塘渔区传统的闹元宵庆丰收习俗，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台阁长方体，由不锈钢管搭建，四周挂着白亮亮的灯，台阁底部放一块板，台阁里面摆着凳、椅，端坐着由童男童女装扮的《西游记》《杨家将》等古今神话、戏曲或故事人物等。扛台阁时，由一个村发起，他们点起火镬，抬到另一个村，对方村民接起火镬，扛起本村台阁加入队伍。就这样一个村接一个村传递，待全部集齐，便是一支浩大的台阁队伍。再按照发起、响应的先后顺序游街穿巷，待巡游完每条街巷、村子，才算结束。

　　大奏鼓则是元宵节必备的另一个节目，为温岭石塘箬山渔村的传统民间舞蹈。渔民们男扮女装，身穿大襟衣，头戴羊角帽，耳挂大金环，脸抹红油彩，跟随着大鼓的鼓点跣足而舞。大奏鼓舞蹈动作扭捏作态，与激越粗犷的音乐旋律形成强烈的对比，展示出世代与风浪较量的渔民们的乐观和豪迈。

　　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年的味道，在感觉里愈来愈淡，这种遗憾，仿佛是一朵花，盛开后的渐渐凋零，总伴随内心的小失望。虽然每年，也有表面热闹的气氛；虽然每年，也是到处张灯结彩；虽然每年，漫天烟花爆竹盛开。

　　尤其移居城镇以后，过年在我的生活里，仿佛就是日历，撕下这一页就算过了。以往农村做年糕的热闹场景，只在脑海里重播。自从离开娘家，就再也没有包过粽子，因为超市有售。“送灶神”“谢年”“接财神”等这些程序和具体细节，母亲也没有交接给我。做了年夜饭，虽然比以往那些年丰盛，但却再也吃不出旧时光的味道。那时候，加上后来添的弟弟，以及奶奶、叔叔等人，一大桌子热闹非凡。如今，一大桌菜，却只有三个人，清清冷冷。

　　如今，我们也会和别人一样，选择旅行过年，去感受异地年味。时代的发展，终究打破了地域差异，带动着风俗习惯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