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被命运追逐的一生
胡腾华/文
安史之乱是一把历史的剪刀,一剪下去就把唐朝从中间分开,左边是盛唐,右边是中唐。
如此突兀又如此粗暴,李白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溺水而去,可苦了同时代的杜甫了。杜甫至死也不会明白,他只比李白晚生了11年,为什么一个属于盛唐,格调昂扬、昂首阔步、歌声嘹亮,而自己却只能归属于中唐,满目沧桑、忧心忡忡、歌声凄苦。尽管杜甫有四分之三的时间生活在盛唐,却因为一个叫安禄山的人而只能算作中唐诗人,你说冤不冤?
杜甫的一生一直被命运追逐,他像极了一个猎物,被后面的群狼死盯着不放。他没有喘息的机会,也没有喘息的能力。他就是悲剧的代言人,他的诗浸泡在眼泪中,他的脸是民族窘迫的写照,他的白发凌乱在风中。
杜甫一出生就被命运咬住不放。祖父杜审言是著名诗人,由于家承关系,杜甫无法选择地就背上了发扬诗学的责任,他曾说“诗是吾家事”,把诗歌事业当成了家族事业,写诗是他当仁不让的使命。
青年的杜甫也曾习染时代的狂气,像这个时代其他诗人一样渴望入世为国效力,他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理想,有“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的功业梦幻。为了实现自己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济世梦想,他35岁来到长安。本欲靠科举一取功名,可惜命运弄人,此时在朝掌权的不再是诗人张九龄,而是权臣李林甫。李林甫为了一己私利,向玄宗禀奏说“野无遗贤”,断绝了杜甫等人的进取之路。命运就这样狠狠咬了杜甫一口。
此时的杜甫远远没有李白的名气,也入不了王公贵族的法眼,他只好非常卑微地做一些自己不愿做的事,“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一个心高气傲的青年才俊终于变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这种变化的中间有很多撞得头破血流的故事,面对现实,杜甫不得不向命运低头,命运不断追赶他,鞭打他,他承受不住,失去了以往的高傲和锋芒。
由于不得志,杜甫后来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幸好他的儒家理想是支撑他生命的火焰,永远不会熄灭。正因为这种对国家前途的牵挂让他背上了沉重的历史使命,也就注定了他风雨飘摇、奔波劳顿的一生。
出于生计考虑,公元754年,杜甫被迫从长安城南少陵搬迁到城北的奉先县居住。一年后安史之乱爆发,44岁的他在逃亡途中被叛军抓住,被押回遭逢战乱后的长安。他眼见残垣断壁、荒草连天,感怀时事、悲从中来,写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句句是泪,声声见血,命运对杜甫太狠心了。由于官职太低,叛军没有关押他,他趁机逃回家中。为了家人的生活,也为了自己那个梦想,刚刚抹去眼泪的杜甫又被命运驱赶着往前跑,他跑到凤翔找到了唐肃宗。肃宗见他忠心耿耿,就给他一个左拾遗的小官。杜甫不怕官小,耿直地把儒家那套治国方略拿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这样的小官人家扶你一把你还蹬鼻子上脸,不是自讨苦吃吗?其结果就是贬官。杜甫忍无可忍,官俸禄不足以养家,战乱又不能保身,还不如干脆弃官。他终于硬气了一回,但硬气的代价很沉重。苦难的命运如阴魂般缠住了他,他不断搬家,一年间就搬了四次家,他脸上的皱纹不断加深,白发不断增多。
国家不幸诗家幸,命运用冷峻的眼光选中了杜甫,让他成为历史的记录者、时代的代言人。他用诗歌见证历史,他的笔下比比皆是人民的呐喊、百姓的血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这些诗句借他的手传播后世,让我们还能听见那个时代最底层的呼声。
战争还在继续,杜甫不断逃亡,命运不断追赶,不断给他瘦弱的肩膀放上千斤重担。诗学和道义,功名和梦想,妻儿和国家,哪一样他都放不下,他一天天瘦下去,一天天绝望下去。但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泪流干了,但是,他的人格一天天高大,他的生命一天天延长,直到在每一个中国人心里获得永生,直到在民族文化的大幕上写下两个发光的大字——诗圣。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那个被命运追逐一生的人最终超越了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