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定/文

　　“孝父母，敬伯叔；怜鳏寡，恤孤独；圣贤书，细心读；家用度，宜淡泊；休奸谋，莫妄作；宁吃亏，且忍辱……”系章氏五代仔钧公所立家训，子孙后代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代代传承，形成章氏纯正的家风。

　　我家祖籍温岭市新河镇下章村，高祖章祚乙是清代“乡进士”。老家上间二梁上钉有“乡进士”匾额，墙壁两旁贴着中举捷报，四合院门外广场两侧各建一处旗杆夹石。在科举时代，只有中了举人及以上功名的人，才有资格在主祠门坪立功名旗杆夹石，这对后辈来说更是一种激励。

　　宗谱中的《乡进士祚乙公行状》中写道：“公幼习诗书，颇通文学。作事忠直，律己端方……视听言动，礼以行之，上不趋诸豪势，下不欺诸贫弱。立论常直言不讳，处世而财物分明。”高祖祚乙公不愧为子孙后代的楷模，他留下的好家风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代人。

　　曾祖父章步鹤，清末的武秀才。邻村文秀才罗以礼，为他作过一篇像赞：“猗欤先生，乡里之良；壮娴武略，名贯胶庠；宅心仁厚，处世端方；排纷解难，是其所长；热心公益，到处不惶；明德有后，继世其昌；聿瞻遗像，寤寐难忘。”

　　曾祖父还是个孝子典范，曾用快刀割下自己臂膀上的肉作药引子，煎汤为母治病。由于宅心仁厚，热心为乡亲排忧解难，大家都尊他为“章老爷”。到了暮年，地方人赠给他一块“齿德兼隆”大红匾，钉在上间门楣上。

　　为弘扬、继承曾祖父高尚的人品与美德，我们将像赞镌刻于石碑上，立于墓前，让他的功德光照后人，流芳百世。

　　我的父亲章宇斋，1929年毕业于浙江中医专门学校（现浙江中医药大学），各家中药店聘请他坐堂应诊。他一向乐善好施，对无钱买药的贫苦者，不但不收“表手钿”（挂号费），还会在处方笺上注明“代付药钱”。但是“代付”的人太多，父亲年终结算下来坐堂的薪酬也所剩无几。

　　1941年7月，乡民代表们将父亲推选为乡长，父亲数次请求免任，但未能获准，于是勉强任职。他让乡文书处理日常一般事务，自己每日仍去坐堂应诊并兼理乡公所重要公务。那时乡公所的经费主要靠屠宰税收入，而乡文书和收税员暗中勾结，中饱私囊，致使乡公所公务开支难以为继。因此，像公务交往来人的酒饭及其它杂务开支，都得由我家承担。1942年1月，父亲终于获准辞去乡长职务。7个月时间，我家旧债未清，新债又添，无奈变卖了4亩良田还清了部分债务。群众赞叹，如此清廉的乡长，是绝无仅有的。

　　解放前，匪患猖獗。父亲冒着与土匪结仇的风险，说服动员，牵头组织“联防队”，将有炮楼和枪支弹药的人家联合起来，抗击土匪，保一方平安。

　　为此，土匪对我父亲恨之入骨，匪首扬言要将我父亲“做”（杀）掉。一天傍晚，父亲在小屿山前与匪首狭路相逢，幸好与多人同行，才侥幸逃过一劫。

　　解放后，父亲担任乡卫生所所长，全所他的工资最高。当时西医的收入远高于中医，父亲过意不去，多次向县卫生局领导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但领导认为父亲没有犯错误，且业绩显著，怎能无端降薪？但最终还是经不住父亲的再三“纠缠”，无奈同意给降了一级工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祖辈的言行，不但为后代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而且为我们创建了世代相传“修心立德，无私奉献”的好家风。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这就是家和万事兴、家齐国安宁的道理。

　　从小，我就感受到祖父、父亲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庭院里张贴着朱子的《治家格言》和诸葛亮的《诫子书》，书房中悬挂着孟母三迁和岳母刺字的画幅，散发着浓郁的家教氛围。我们兄弟姐妹清早起来一边帮助父母打扫卫生，一边口里念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干得不亦乐乎。当我成家立业后，对家人重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方面的教育，并做到言传身教，身体力行，帮助晚辈迈好人生第一个台阶。清明祭扫时，在曾祖父、祖父及父亲墓前，我对家人进行孝道文化、勤俭节约、社会公德教育。我还将父亲的高尚人品和传奇故事写成《家父》一文，转发至家族微信群，并印发至自己家人、子侄和外甥辈，旨在家族的道德教育和家风的接续。在优良家风的熏陶和祖先高尚品德的影响下，代代子孙修德勤业，兴旺发达，家族中涌现了著名剧作家章甫秋和中国民间文艺家章容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