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夏辉/文

　　我们一提及某个作家，往往第一时间就联想到相关的文学作品，随之又会产生疑问，这个作家的创作动机是什么呢？他除了创作，还会做什么事情呢？

　　这些问题都将在《文学的荣光》一书中得到解答——该书以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三位陕西作家与《飞天》杂志编辑李禾的书信为线索，分别讲述了陈忠实、贾平凹和邹志安三位文学创作者的文学创作道路，表现他们和编辑李禾之间的真挚情感，再现20世纪80年代陕西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情况。

　　三位文学大家和编辑李禾的来往书信情真意切，读者得以窥见作家的日常生活和创作感悟，感受作家与编辑的深厚情感。该书收录了30封陈忠实和李禾的信件，陈忠实有时会提到自己的生活琐事，他在1980年3月12日的回信中提到亲人的情况，“春节前后，我的爱人突然病倒，一月多来，我的学习和创作基本停辍了，思想颇多负担”；他有时也会谈及自己的文学创作感悟，尤其是关于深入现实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促进作用，他在1981年1月12日的回信中提到，他最近下乡，贯彻关于责任制的政策，“对于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了解了一点情绪，挺好”。李禾总是十分理解作家，定期写信关照和询问陈忠实的近况，还曾邀请陈忠实给《飞天》杂志写50周年题词。

　　贾平凹则常在信中流露渴望李禾给予写作指导的意愿和对于李禾的感激之情，他在1978年3月底的一封信中写道：“望多联系，多多指导，帮助我长进可能大些。”年轻的邹志安则在信中真实流露情感，不时倾诉自己的写作烦恼，他在1984年的一封长信中，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家事和兼任县委副书记过程中的不愉快。不论是作家关于生活琐事和文学创作的倾诉，还是李禾的尽心指导，编辑和作家的情谊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在编辑和作家的来往书信中，在作者史鹏钊关于作家生平的客观描述中，陈忠实、贾平凹和邹志安三位作家的非虚构形象跃然纸上。三位作家虽同为陕西人，却有着迥异的性格，这种性格的差异栽培出风姿各异的文学之花。

　　陈忠实如同大地的泥土，刚正而质朴，他的书信用语始终体现出一种淳朴和谦卑，他曾跟李禾说过，“您知道我的底细，既赶不上时髦，也弄不出传世惊世的大著，只是笨拙地咀嚼自己的生活经验。”也许正是这种淳朴性格让他专心写作，最终成就了一部可歌可泣的记载关中平原世事变迁的《白鹿原》，一举斩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贾平凹如同山中的奇石，怪异而神圣，他对文学有着一种近似于信徒般的虔诚，他时刻随身携带书稿，以便写小说提纲或者人物对话。在结婚时，他和新娘更是面对稿纸跪拜。正是这种令人震撼的热忱，才让他写出《废都》等巨作。邹志安如同田上的风，热烈而奔放，他会在自己著作的后记中，用长篇的文字赞美自己的故乡，性格直接的他，从不掩饰自己的内心情感，他确信自己是家乡的儿子，家乡给了他判断是非的标准，他迫切地想把家乡的生活风貌展现给世界，这才写出一系列爱情心理探索作品，这种炽烈的情感让人心生敬意。

　　在关于这三位陕西作家的叙述中，读者得以了解到20世纪80年代陕西文学的优劣势。陕西作家有着深入现实生活的优势，也有着深度知识缺失的劣势。在1985年由中国作协陕西分会主持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促进座谈会”中，贾平凹指出，不少陕西作家先在农村上学，再到文化馆工作，然后搞创作，这样的作家熟悉生活，但知识不够广博，思辨性较弱。陈忠实也在这次会议中提出了陕西作家知识结构不足的问题。由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陕西文学的发展情况。

　　在以书信为主要通信工具的时代，陈忠实、贾平凹和邹志安三位陕西作家，以及以李禾为主要代表的编辑们，用文字构筑一个伟大的精神圣殿，一砖一瓦渗透着无尽的情感，映照着陕西土地的文学荣光。该书收录的一封封书信如同点点星光，让我们看见那一个个文学传奇背后的深厚情感。

　　总的来说，《文学的荣光》通过书信这一第一手资料和作者史鹏钊的非虚构叙事，将陈忠实、贾平凹和邹志安三位陕西作家的人物故事娓娓道来，既表现陕西文学的客观发展情况，又体现陕西作家们对于现实文学和故乡土地的信念。对于文学爱好者，尤其是对于陕西文学有着强烈兴趣的人来说，《文学的荣光》确实是一部值得收藏和阅读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