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峰/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工厂搞灯谜竞猜。这些抄写在红红绿绿纸条上的灯谜来自各种书籍，或者是油印刊物，有些还是我们自己创作的。其中一条是“春风过山岗”，打地名一，谜底就是我们所在地的县名：温岭。

　　这条灯谜谈不上深奥，甚至没有技巧，尽管显得有点浅薄简单，但还是很形象，并包含着美好。在当时，我这个文学青年对“温岭”也是仅限于字面上的理解。

　　而在此稍早，我坐在寝室前面的走廊兼阳台上翻阅杂志，围拢来一群人闲谈，厂长与我们同住一层楼，也走了过来，乐呵呵地说起他上任时的趣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县化肥厂竣工，这可是现代化的工厂，在当地开天辟地第一回，从外地调来厂长。这位杨姓厂长提着行李袋从汽车站出来，打听温岭街怎么走。路人一愣，说：“温岭街还好远好远啊。”当然好远啊，从县城到温岭街还得翻越莞田岭、吴岙岭两座山岭，这下把厂长搞懵了：我是到温岭街上任的，明明到站了，怎么还好远呢？

　　作为外来的厂长，当然搞不懂“温岭县城”与“温岭街”这两者是不能画等号的。当然，在更远些，我还是少年儿童，在乡下，听奶奶与邻居聊起“某某囡嫁在温岭街”时，也是疑惑不解，温岭街应该在温岭县城，怎么在温西呢？

　　现在好了，新近出版了《地名里的温岭记忆》《兹地太平——温岭地名故事》两本书，前者为温岭市民政局编，后者为温岭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和温岭日报社编。你拿起读，这两本书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温岭和温岭街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你也会明白这“温岭街”比“温岭县”历史久远得多了。

　　一个地名，不仅是符号，更承载着历史、地理和乡土，是一个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具有独特性的。同时，每一个地名，也许就是最短小的文学作品，深深地印记在每一代人心里。

　　但我们太多的时候，只知其名的“外形”，而不知其名的“内涵”。

　　我曾在北山村、塔下村和芝岙村这三个村接壤的山窝，生活和工作了十六年，那个时候不但地处偏僻，而且属于纯粹的农村。尽管住得这么久，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芝岙为什么叫芝岙，倒是有过疑问：山上没有塔，怎么叫塔下呢？但也只是一闪而过，没有深究。现在知道了，“芝岙”是因为以前“岙内常产芝”。芝，本义为灵芝，引申为仙草，包括《诗经》在内的有多少诗词歌咏过。芝岙山上在明万历年间建有“天柱塔”，至清乾隆年间自毁，但“塔下”的村名留下了，原来“塔下”真的曾在塔下。

　　以往的十六年，在我看来，这只是两个位于山脚的村庄，甚至颇冷清和颓败；如果我早知这两个村的真正含义，我胸中藏着的那一股气，抬头看到的一片景，脚下走过的路，肯定不一样。

　　跟随阅读，认识地名。我们的县城古时有“方城”的称谓，现在最为著名的应该是方城小学，可我们是否真的了解“方城”，当时“方城”的模样以及界限，包括各个城楼和各条路、街的名称。“尚书坊”的坊不见了，尚书是谁，有什么业绩？县大会堂口的“继光路”中的“继光”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名，要回到四百多年前的抗倭历史中。而新建城区的路名“钟楼”“鸣远”并非新词，而是传承下来的古名。

　　这些都是从地名上探究、挖掘和还原出来的文化，而另外一种是在某个地名区域里产生的“故事”，同样不可替代和复制。农场里的青春往事，乌龙岙的梨花开了，石塘的小人节，泽国的三月三，大溪的庙会。

　　有位叫柯笑寒的写了篇《朱家里旧事》，在质朴、平实的叙述中，数十年前的往事流水般流淌出来。这个叫朱家里的位于新河镇的一座院子，住着七户人家，他们的辛酸苦辣、悲欢离合如此生动呈现出来，因为文字而永存。

　　这些年来，温岭文化行政部门和文艺团体，通过采风等活动，大力推进当地题材的创作，产生了一大批的文艺作品。在当前轰轰烈烈的文化礼堂建设中，我觉得这些文艺作品应该登堂入室，成为重要的展示品。这些作品并不是非要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当然其中有好多高质量的作品，但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地方性、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