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莹/文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在短短八年多时间里，党中央领导全国亿万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行，决胜全面脱贫攻坚战，实现了乡村振兴的新局面。这场历史性的战役，是华夏民族的伟大壮举，也是时代进程中的重大跨越。作为扶贫现场的亲历者，作家罗南赶赴广西，与基层干部们一同驻扎村中，以文字记录了这场浩浩荡荡的扶贫之路，充满浓厚的艺术气息与人文关怀。

　　《后龙村扶贫记》的发生地，便是广西百色市凌云县。那里曾是深度贫困县，而泗城镇后龙村更是贫中之贫。该地区石漠化面积达92.6%，贫困发生率达89.82%。后龙村全村仅2269人，贫困人口竟高达2038人，这一组数据是扶贫工作中绕不开的壁垒。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基层人员身上的担子是沉甸甸的。在书中，作家将各章节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以家庭的生存史还原出扶贫工作的密度和进程。当走入凌云镇后龙村时，便能清晰地看到他们所有的遭遇：那里极度缺乏水，由于石漠化严重，到处都是暗灰的石头，遍布灌木丛、玉米地、荒草里。就连土壤之下，都是坚硬的碳酸钙岩层，根本找不到任何水源；当地的土质贫瘠，能种的农作物屈指可数，就算勉强长出来了，也一定是瘦弱的；还有到处可见的陡峭山路，都是从山半腰硬生生劈出来的，一面贴近山体，一面临近深谷。所以，村民几乎都要依靠双脚行走，才能去往他处。

　　除却恶劣的环境，村民的生存境遇亦十分窘迫。在《氏努》篇中，氏努一家三口蜷缩在窄小的铁皮棚里，里面只有一张木板横成的床，卷成一团的衣物只能随意挂在墙上、堆在床上，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家中的青壮年都已外出务工，很少回来。就是这样的生活实景，几乎存在于村子的每个角落。由于经济条件的极度落后，村里的不少人选择逃离。如《小蛮》篇中卜定的妻子氏夜，趁丈夫不注意，卷起衣物离去，另谋出路。还有《迈囊》篇中，迈囊的几个子女，也是在娶妻生子后另立门户，去别处打工。所以，居住在后龙村的人们，很多都是孤身一人，或仅与几个孩子作伴。他们非但要忍受物资上的匮乏，就连心灵上也是空虚、孤寂的。作家用流畅的叙事方式，将读者逐步裹挟入扶贫的现场，共同经历乡村建设的诸多痛点：由于当地文盲人数多，忽视了教育的重要性，近百名孩子被迫辍学，甚至不愿入学。而年事已高的老人，则不愿配合搬迁工作，导致安置工作一度停滞。不过，基层干部们一次次爬坡入户，坚持走访劝说，有时还会被无端质疑、责骂，可他们依然不肯放弃。他们开动员会，争取资金支持，又自掏腰包资助品学兼优的孩子。他们还时常来到村民家里，与他们谈心、帮他们做活，终于获得村民的理解与支持。其实，扶贫的过程，也正是扶智的过程。作家书写乡村生活的物质扶贫，更用精到的语言，诠释了对村民精神上的扶助。这样的思考与表达，彰显着国家波澜壮阔的扶贫历程，使之呈现出深远的历史意义。

　　醇熟的叙述方式，动人的情节脉络，刻画了扶贫工作者不畏艰难、勇敢坚毅的人物群像。他们以一腔热血和赤诚之心，实现了精准扶贫的要义。比如驻村书记曹润林，天天带领村干部们攀爬深山，想尽办法了解当地情况，并积极组织建设养猪场，为村里带来第一笔集体经济收入。再如后龙村新来的第一书记于洋，他初来乍到，听不懂当地语言。每次村两委讨论时，他仿佛被隔绝在外。为此，他一遍遍地去屯里查看，将每户家庭的情况仔细记录下来，就连偶尔遇上的人，他都要停下来聊聊。很快，他就掌握了当地的语言，并将村里的情况牢记在心。为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他还和大家讲述自己的求学经历，为他们送书，极力想让后龙村人知晓读书的重要性。还有许许多多年轻的基层干部，他们心系民生，将自己的青春、热血献于这片土地，使后龙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庭院经济、牛心李种植等方式的引入，拓宽了收入渠道；学校教育的宣传与普及，提高了村民的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公路修建、幸福家园易地安置点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彻底改变了村子落后的面貌。作家在书写中，将宏大主题、日常生活联结在一起，用隽永深情的文字，体现精神扶贫的价值与意义。

　　文学作品一贯以其艺术感染力为时代立传，发挥着引领作用。《后龙村扶贫记》也是如此。它聚焦基层，用细腻的细节描绘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不仅是每一位“扶贫人”的心灵突围、自我成长的历程，也是扶贫工作历经淬炼后蕴含的时代内涵，真正实现了“小我”和“大我”之间的融合、统一。可以说，近几年来，扶贫纪实性作品的出现，展现了一个个丰富而生动的真实事迹，它既囊括小说的情节与脉络，又包含现实性的表达，充满着浓郁的文化和乡土特色，为乡土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