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琪/文

　　以前，农村的孩子都玩过摔泥巴的游戏。

　　摔泥巴的土用的是黄粘土，山上或池塘旁挖一块就是，弄些水湿土，和成泥，要不干不稀。几个小孩子一人分一些泥巴，反复地摔捏，等有了劲道，捏成碗状，碗口可以厚点，碗底一定要捏薄，然后开口向上，置于右手手心，左手蹭一下鼻涕，弯起腰把泥巴碗使命地朝平地上砸去，隐约记得摔之前还要往捏好的泥巴碗里吐口唾沫，也不知是何用意，反正是跟大一点的孩子学的，成了规定的习俗。泥巴碗摔到地上，啪的一声，碗底会炸开一个口子，谁炸开的口子大、声音响，谁就赢。赢的人就占有了泥巴，直到对家输光泥巴，才收场。赢者欣欣然，输者悻悻然。

　　当然也有特别厉害的，那时候常有老农民拉着粪车来收粪，粪车尾部有个出粪口，用一截木头堵着，糊上土，那一圈土，特别的粘。调皮的就跟着粪车，等农民去收粪了，马上去扯一块下来。用“粪土”做成的泥巴碗炸的口子大，声如炸雷，是制胜的法宝。所以臭臭的“粪土”成了孩子们收藏的宝物。

　　泥巴碗炸开的时候，泥星点飞溅，于是，孩子们身上脸上都是，带着泥星点回家，家长也不斥责，不为别的，只为那只是泥巴。泥巴不属于脏的东西，拍拍洗洗回到地上就是。

　　农业社会对泥巴的感情就是这样亲切、自然。

　　农民的孩子和他们的父辈祖辈一样天天涂满泥巴，孩子爬上草垛，父亲蹲在田埂。当干透的泥巴开裂，把泥巴剥下，泥巴揪着汗毛，生疼，那是因为泥巴连着血脉。农民似乎永远不去洗鞋底的泥巴，只往黄土墙根敲敲，黄土依旧粘着黄草鞋，就如同农民额头皱纹纵横，纹理清晰。

　　春天，田里草籽花开，耕牛嚼着花香，农民扶着犁耙，泥浪是最有艺术性的，翻卷的泥土也能开出一朵朵花来，而且泥比花香。

　　农民是有着太阳味道的泥土做的，他们是泥地里长出的一株株草，双腿插入泥土中，经脉和泥土连通，有了活力。农民的姿势如成熟的麦穗，弯成一把镰刀。匍匐于土地的他们最懂得泥土具备伟大的母性，是泥土养活着无根的动物和有根的植物，还有亲近着土地的人。

　　以前有一首歌叫《爸爸的草鞋》，“草鞋是船，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载满舱，满怀少年十七的梦想，充满希望的启航启航。船儿行到黄河岸，厚厚的黄土堆上船……”农民的儿子离开了家，农民往孩子的行囊塞进一把故乡的泥土。

　　欧阳修曾经感慨：“人情重怀土。”说得真是在理。流浪天涯的游子揣一把故乡的泥土上路，就能闻到故土的气息，似乎就听到来自乡亲魂缠梦绕般的深切呼唤。长辈说，离开家乡的人生病了，用怀揣的一点家乡泥土煮水，烧开了沉淀后再喝就能治好。不知这是不是有科学依据，可我还是相信，泥巴是药，因为生命都是从泥巴里长出来的。

　　有别于游牧民族特性的刀叉，农民用泥巴育出的竹木做成筷子，连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也这样评价：“筷子在他们手里是飞翔的翅膀，到了欧洲人手里，无疑是拐杖，凄凉的是——还是双拐。但我宁愿拄它，比起刀啊叉啊这种屠杀的感觉，还是好。”农民用筷子的姿势也源于自然，模仿了鸟啄，不像刀叉那样猛烈凶残。

　　农民还用泥巴烧成碗碟，他们吃的是泥土里种出的大米麦子、瓜果蔬菜。生命源于泥土，长于泥土，归于泥土。

　　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泥巴。生长在城市里的人，穿着铮亮的皮鞋，走在柏油铺成的马路上，待在钢筋水泥架构的空间里，闻不到泥巴的气息，自然也就没有了对泥巴亲厚的感情。偶有走进乡村的机会，也大多带着鄙薄的神态去藐视泥巴和沾满泥巴的农民。

　　现在我们越来越不想着成为泥巴一样的人了，我们把自己拾掇得一尘不染，干净得要命——

　　城市里的孩子是不会摔泥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