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莹/文

　　一个名叫八公分的偏僻村庄，一段年少时无忧无虑的乡土往事，想来，当黄孝纪站在半百人生的驿站回忆故土时，内心一定是温暖而平和的。于是，在他的作品《瓦檐下的旧器物》中，那些细碎的、庸常的生活记忆，就在书中那一张张发黄的纸页上缓缓凝固。

　　人们对乡土生活，总抱以美好的想象，这大概与古人对田居生活的描摹不无关系，当陶渊明、王维等文人将一派田园风光尽显笔下的时候，乡村似乎逐步成为了众人心里的“桃花源”。所以，在黄孝纪的笔下，他童年岁月的开端，便在这充满烟火味的村庄中拉开了序幕。他可以与家人们吃上热腾腾的甑蒸饭、罐焖红薯，或是趁大人不注意，和姐姐悄悄拿上家里的吃食，也算满足了口腹之欲。当然，如果因为调皮捣蛋，母亲可能就要赔上笑脸，给他的同伴兜里塞些圆盘里的花生糖果，一顿打自然是免不了的。由此，作者借由这些稀疏平常的旧器物，展现了一部别致的南方乡村生活史。尽管从那时的器物来看，村民的生活很是清贫，甚至可以说是拮据，为了挑过冬的炭火，村人得用谷箩装满满一担煤炭，走上十余里的山路才能返村，即便是十来岁的“我”，也需要和大人一起挑煤炭，常常是累得腰背酸疼。御寒的情况尚好解决，温饱问题却着实使人头疼。旧时的平房都砌了砖廒，只有稻谷满廒的时候，父母亲才会放下忧愁。在不徐不疾的文字中，《瓦檐下的旧器物》以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农家粗糙而真性的日常，同时这些凝结在平常器物背后的生活情状和况味，也归拢于农耕岁月的细节之中，令人心生温暖与宁静。

　　然而，随着年轻人外出务工，老一辈人去世，乡村文化正日益消解，自幼生活在八公分的黄孝纪一定深有体会。所以，当器物的踪迹在卧室、厨房、厅堂、巷子、田野等处消失的时候，我们分明看到了作者深藏于文字背后的隐痛。这些非机器流水线生产的“普通之物”，看似平平无奇，却能满足人们亲近自然的需求，就像是素常日子里扯花生、摘油茶的竹篮，灶边吹火助燃的吹火筒等，都是我们原生态生活的证明。而在现在快节奏下的都市中，人们意图用各种繁复的工序实现循环利用的目的，却似乎遗忘了在过往的岁月里，村人早已用自己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目标，他们将破损的板箱拿去烧火，用大淤灌溉着乡里的田地，在不知不觉间，它们又回归了自然的怀抱，何其美好。黄孝纪意图为乡村立传，除了器物与乡村的联结外，还有对亲人与乡情的回溯与感怀。1969年出生的他，父亲已经56岁，母亲38岁，中间还隔着好几个早夭的姐姐。尽管生活并不富裕，但是家人的温馨点滴却始终留存在他的心底。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他那勤劳敦厚的母亲、温情细腻的姐姐、年迈忙碌的父亲，都是作者生命中最亮丽的底色。散文本身就是一种讲究真诚的艺术，因着这份对亲情的眷恋与怀念，令书中的语言也寄托着脉脉温情。

　　黄孝纪以时代变迁的角度叙述着乡村文化，他将家族与乡情熔铸在散文的血脉中，重构了“八公分”这一精神家园。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的是他依照自己的心灵感受构筑的乡土情怀，在喧嚣的城市化进程中，仿佛一泓清泉映照心底。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如同村里的厚道之人，当举办宴席的时候，主家就会安排专门人员，满村子去借八仙桌。酒席中，规矩也不胜枚举，想来旧时的村人在日常生活中显得很有礼节，这与自古以来八仙桌上的教化是息息相关的。果盒这件礼器也承载着流传已久的礼俗文化，人们围桌而坐，尊长举杯，父亲会为孩子们挂红传杯，给予美好的祝愿。纵使人事代谢，岁月流远，我们依旧能清晰地领略到独特的湘南文化，感受中华文明的古老传承。黄孝纪不仅关注着这片土地上的悲欢离合，也发掘着这片土地上民俗中孕育的善良美好。修路架桥，在古老的乡村传统中，曾是乡民的自发行为。每逢大雨的时候，包括父亲在内的许多中老年男子，都会去溪上、田埂、小木桥等地查看是否要加固或处理。若是遇到洪水将木桥墩拦腰折断，村人会自发组织起来，重新打木桩、做桥板。即便多年后，木桥被宽阔的水泥桥取代，但是那古朴、美好的民性仍让人心动不已。在乡土文化逐渐式微的现今，翻阅《瓦檐下的旧器物》一书，仿佛使人走进了乡村博物馆，借以重新寻访器物的际遇，扣响乡土文化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