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莹/文

　　每次来到博物馆，总能看到许多古老的器具，它们身上满是细碎的纹路，仿佛岁月将逝去的痕迹拓印其中。所以，我有时会想，当它们掩埋于黑暗的角落，静默地守候百年、千年的岁月，直至重逢久违的日光时，它们是否也轻轻舒了口气，就此放下羁绊，闲览世事呢？或许，它们最该感谢的人，就是执着于找寻历史踪迹的考古学家了。

　　一直以来，考古于普罗大众而言始终保持着距离感，我们很难探知里面的细节和过程。不过，近年来《鬼吹灯》《盗墓笔记》等小说的出现，让大家对这块神秘的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由于这一门类的特殊性，人们很难知晓考古工作背后的血和泪，甚至还会误会它是挖人祖坟的活计。这次，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便把自己在山间田野的探察、考据乃至体悟融于《考古者说》中，将自己那些闲散的、诙谐的记忆娓娓道来。

　　本书真实再现了考古工作的日常经历，里面没有奇诡的探险，更无恐怖的生物，郑嘉励只消将近年来亲历的人事细捻轻拢，过往的趣闻和思索便悄然浮于眼前。他在“格物”一辑中讲述着乡土文物的日常点滴：在龙潭中，受旱灾所困的百姓正挣扎求生，他们将自己的祈愿寄托于龙王庙，希望天降甘霖。有趣的是，官员们还会书写《祈雨文》，甚至是恐吓龙王，只要能倾听黎民的呼声，他们就甘愿投身龙潭。除却公共建筑，不起眼的器物也能成为书中津津乐道的对象，就如古时稀疏平常的窗棂，在木雕师傅的雕饰下，缀着精致的禽鸟纹样，足见古人对构件的关注。然而窗棂背后，却只有一团漆黑，多少妙龄女子在这个樊笼下困守一生，丧失青春与生机。因此，在考古者眼中，一砖一瓦都是生活的纹理，一器一物均掩映着历史的遗踪。他们从层叠的时光中寻觅现实与过往的交汇，用纸笔记录文化的渊源和智性的创造。

　　不过，若仅把考古等同于寻访古物，未免太过随意，更多的时候，他们的工作需要与墓地打交道，每到一处，“少则待数月，多则待半年以上，租住老乡民房，像极了庄稼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农民工同进共出，生活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和遥远渺茫的古代之间的缝隙中，战斗于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的最前线”。在“寻墓”和“语石”二辑中，郑嘉励就将自己经历的抢救性挖掘一一呈现，他不仅写墓，写人，写掌故，而且以轻松的笔调渲染古人的悲喜，充分展现了考古学家身上的坦然与执着。面对众人闻之色变的“坟墓”，他也毫不在意。郑嘉励曾笑言：“我这考古工作吧，上班也就等于上坟。”看似调侃的话语，其实透露出他严谨的学术态度。在他眼中，古墓葬是一个富有诗意张力的意象，连接的是生与死、存在与虚无，当我们深入其中，就能发现未来与过去的文化符号，以及庞杂的人文理念。在《国宝·重光》一文中，他就南宋官员徐谓礼墓中文书的发现前后加以叙述，展示了宋明以来的墓室分布与丧葬习俗——通过三合土的打筑方式，即将黏土、沙子、糯米浆、松香等材料搅拌起来，构成类似混凝土的材质，再将墓志倒扣在盖板上，最后填筑封土，形成一个馒头状的坟包，由此，文书、尸体、棺木与外界环境完全隔离，真正实现防腐的功效。为准确解读徐谓礼文书的内容，作者还从告身、敕黄、印纸等角度剖析，力图还原南宋的官僚制度、政务运动等细微之处。可以说，书中的言语，扎实于田野之中，挟带着思想的轻语，彰显了活跃的文化内核。

　　传统的考古工作者，擅长的文体莫过于学术报告或科普文章，可在与遗址亲密接触的过程中，总会不经意地与古人打起交道，感知他们的悲欣人生，于是那些“额外”的生活就成了《考古者说》的描写对象。在第三辑“读城”中，作者围绕城市考古经验，诉说着自己的见闻与忧思。以《嘉兴瓶山》为例，宋人将喝完的酒瓶扔在土坡上，久而久之形成一座垃圾山，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陶瓶再无用处，早已被民国时期的人民扫地而尽，这种文化的缺失令人不禁扼腕。还有《丽水大猷街》的老房，也在旧城改造后彻底消失在时光尽头，这些民俗元素凝结了几代人的回忆与情愫，是一个地区的文化印记，可惜它们在城市建设中逐渐没落，或许若干年后，碉楼、路亭等物件也只能从书画中寻觅踪影了。因此，当穿越古今，来到过去的现场，我们会发现这一路不仅有一方墓志、一段风景，更有一处温情和一地怅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