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莹/文

　　美国籍印裔作家裘帕·拉希莉的写作之路充满了传奇，她凭借处女作《解说疾病的人》成为了普利策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得主，此后，她的长篇小说《同名人》《低地》《我在何处》相继问世。众多的评价总会将她与移民文学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她生长于一个印度家庭，幼年随家人移民美国，成年后更是辗转多地上学，可以说深受西方思想的熏陶。由此，她的诸多作品始终关怀着移居群体的心理边界和微妙关系，2013年出版的《低地》便诞生于这样的故事背景下。小说的时间线前移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围绕着一个印度移民家庭长达60年的生活轨迹，展现了异乡人的文化撕扯和命运归宿。

　　相较裘帕·拉希莉的《同名人》，《低地》更像是其文学造诣不断成熟的标志。她将人物的复杂关系从两代人扩展为四代人的恩怨纠缠。可以说，《同名人》是家庭生活的投影，里面关涉异质文化的对立和自我认知的陷落，《低地》则将叙事背景置于宏大的历史洪流中，“纳萨尔巴里运动”“联合阵线政府”这些词汇成为了命运转变的导火索。裘帕·拉希莉的目光在这些广阔的历史中逡巡着，由此，两个性格迥异的兄弟开始了背道而驰的人生。

　　裘帕·拉希莉笔下的人生际遇，是《同名人》一连串“突兀而无法预料、没有筹划的偶然”，这点也同样适用于《低地》中的角色。哥哥苏巴什性格温和敦厚，他愿意按照父母的安排完成自己的一生，可是弟弟乌达安果敢、热血，在他短暂的人生中，革命是他始终致力的事业。从小，他们就困囿于贫穷的“低地”中，苏巴什借由成功的学业摆脱了家庭的束缚，来到美国深造。乌达安却永远将生命失落在“低地”中。随着他的死亡，父母、妻子彻底地活在了阴影中。然而，苏巴什的内心深处，对于弟弟的情感始终是复杂的，他不理解弟弟坚持革命的行为，也不懂在弟弟死后，父母对于自己的态度为何如此冷漠。“妥协”一直是苏巴什前期的性格特征，他深受传统的规约，却在弟弟死后突破了限制，他为了保护弟弟怀孕的妻子高丽，决定和她结婚，并把她带去了美国生活，从此与父母分隔两地，划开了血缘的界限。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责任”成了苏巴什一生的背负。从异地结婚、与高丽分开，到和养女贝拉渐行渐远，这一切的选择看似是苏巴什主动承担，实则是流散他乡后的被动接受。于是，无论是《同名人》还是《低地》，跨越两个大陆带来的心理隔阂总令他们充满困惑，身份的“归属问题”让人们主导的角色充满了疏离与孤独，革命发生后的心理创伤该如何治愈，这也是《低地》的聚焦所在。

　　拉希莉在访谈中提及：“身份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对像移民这样的文化异乡人而言，或者是对那些成长在两个世界的人，就像移民的下一代。”苏巴什是移民的第一代，他清楚自己只是乌达安的替代品，但是他仍然想要和高丽走到一起，拥有两人的孩子。苏巴什的思想更贴近于印度的父权思想，虽然他已经身处美国，但是故土根植的思维仍然主导了他的行为。他更希望高丽承担起妻子、母亲的责任。但是，高丽无法释怀自己对自由的渴望与哲学的热爱。她放弃了自己的家庭责任与身份，毅然离开了困住她思想的地方，前往大学教书。这样的行为更像是对父权社会的抗争，是拉希莉对于女性书写的高光之处。可以说，高丽并没有坚守自己的文化身份，她借以对自我身份的重组和建构，实现了女性自由命运的呐喊。这种解散的形式不仅是她对于外在的重塑，包括剪短发、穿美国女人的服饰等，还有她对母亲身份的放弃，她不愿与女儿独处，甚至在出走后把亲生女儿留在了苏巴什身边。由此，高丽完成了自我情感的救赎与思想的解放，这源于她对印度文化的解构与异质文化的吸收而重新建立。于是，在小说走出移民文化的热点之余，也带来了普世的女性意义。

　　高丽痴迷尼采和叔本华的理论，在尼采的永恒轮回学说中，时间成为了人之此在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线性顺时时间，而是一种时间的螺旋，一种所有瞬间的强化重复。所以在裘帕·拉希莉《低地》中，时间永远不是直线前进的，在迂回的过程中，所有的经历其实都在重演。高丽在丈夫乌达安死后，选择把孩子生下来，这样的经历在她女儿贝拉身上继续上演着。贝拉的自我放逐来源于母亲的抛弃，在她长大后，她对爱情抱以冷漠的态度，就连自己孩子的父亲，她脑海中也只有一个大致的印象。但与母亲相同的是，她意外怀孕后，还是把自己的孩子生了下来。于是，在小说的分岔路口，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最终都会在一定的时间点交汇。“在印度哲学中，三个时态——过去，现在，未来——据说同时存在于上帝里面。上帝是永恒的，但时间被人格化为死亡之神”。于是，在时间的巨网中，我们对于家庭关系、人生境遇的探讨，有了更深的哲学内涵。

　　在《低地》中，拉希莉对心理的描写显得冷静、克制，在多个限制视角的铺设下，我们仿若置身于迷宫中，直到最后，才会触碰到事实的全貌。这样精妙的叙述结构，让几代人的命运承合在此呈现，以至于当我们再次看到苏巴什这一“圆形人物”的时候，竟也多了奇异的美感，在流散的过程中，他以无私的精神实现了自我救赎——无论是他与贝拉情感的修复，还是晚年与埃莉丝的相伴，都让人感受到了尘埃落定后的温暖。所以，当文末“低地”再次出现时，那些过往的纠葛、爱恨都消失了，成为了“一度水汪汪的开阔地带”。它可以是生命初始时承载的乡情、乡愁，也可以是终点时心灵的落点与归宿，让所有的创伤都成了最美的刻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