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春联

　　赵佩蓉/文

　　一进入腊月，温岭太平前溪桥一带的杂货铺就亮堂起来了。各种大小的红灯笼、红绸布、中国结、辣椒挂件，被拾掇得端庄光洁，好像待嫁的喜娘。山溪也好像穿上了大红织锦。这是视觉上的年味。

　　不过，年味中最重要的嘉宾“春联”却是难觅踪影了。

　　春联，最初是为了祛灾祈福，起源于周代的桃符，即门口两旁悬挂的长方形桃木板。据《后汉书·礼仪志》载，桃符长六寸，宽三寸。上书降鬼大神“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正月初一，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所畏。

　　到了五代，西蜀的宫廷里，有好事者在桃符上题写联语。传说，后蜀主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写桃木板，并不满意，就亲自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副春联。自此，文人雅士群起效仿。于是，春联流传开来。

　　到了宋代，春联仍称“桃符”，不过原材料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由桃木板变成了纸张。王安石诗中就有“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之句。

　　明代，桃符才换称“春联”。让春联进入寻常百姓家，深入民心的，是朱元璋。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前传旨：公卿士庶家，门口须加春联一副。朱元璋不仅微服出访，观赏评判春联，还手持御笔，亲自书写，赐予百姓。春联日盛，终成风尚。

　　以前，掸了蓬壅，谢了“年”，家家户户都要换贴春联。腊月的集市日，就有通笔墨的“先生”，在市肆檐下，现场书写春联，略收薄利。乡里人厚道，从不以结构章法论长短，春联么，只图个好彩头，在乎的是联语里实实在在的寓意。老派春联，内容比较集中，无非是“辞旧迎新”的吉言。“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一帆风顺年年好 万事如意步步高”……都是常见的对子。调顺气舒，明朗又喜庆，表达的是对美好生活的赞颂和祝愿。横批不外乎这么一些，“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吉星高照”“五谷丰登”，图的都是人世间的大安定。

　　我的父亲，因为在临海师范读了多年的书，写得一手好字。入冬后，都会买一叠“书红纸”，就是那种摸起来质感粗糙且渗水力很强的大红纸。每个周末，父亲会用菜刀将纸裁开，再反复折叠，叠出四方的暗格子，用右手抻平，铺在四面桌上。一个豁边的瓷盆，盛了少许水，先把毛笔泡软。趁这工夫，他慢慢研墨。手持墨条，顺时针一圈一圈打转。墨汁渐渐浓稠，散发出特殊的气味。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始终记得父亲当时的神气：不管周围有抽烟的有看热闹的闲人，他先默默地站一会儿，往远处凝视，是在心里酝酿诗句。再半弓着前身，悬腕提笔。横撇竖捺在纸上游移，七言好句一气呵成。那些行楷透出洒脱的意气，又呈现端庄的布局，常常博得旁人一笑，“教书先生的字，看着就舒服。”每写好一联，父亲直起身舒口气的空隙，我就争着把写好的春联铺在地上，等着晾干，再卷起，用细绳捆好。一边计算着已经写好的春联数量，一边揣度着什么样的内容贴到哪一户人家的门窗上。那个时候，村子里所有人家的春联，都出自父亲的腕下。也有邻居提了番薯、萝卜来答谢的。小小年纪，我的心里，充满对父亲的敬仰。

　　大年三十的下午，父亲会帮忙将各家各户的春联贴好。父亲拿着浆糊瓶走在前，我抱着春联，雄赳赳地跟着。“贴对联，要有讲究。要分清上下联，上联一定要贴门的右边。”父亲边刷浆糊，边指挥着我挑出正确的一联来。很多传统的文化知识，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到的。后来，市面上出现贴金红纸，流行在墨汁中撒入金粉写字，父亲也跟上了形势。在张贴的过程中，金粉会自行掉落，沾满我的双手。再摸一把，脸上就会汪亮的。我也不愿意及时洗掉，大概是觉得沾了过年的喜气吧。

　　不知从何时起，手写的春联匿迹了。老百姓再也不需要求赠或购买春联了，银行里有的是免费赠送的印刷品。内容五花八门，以讴歌改革开放的居多，平仄对仗也不太讲究。机器印刷的铜版纸，虽然精贵，但终究缺了与墨汁的契合和融入，倒有了千篇一律的嫌弃。春联，这一笔文明的气脉，被时代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