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绵延不息的烟火气
——读叶曙明的《广州传》
禾刀/文
与广州北方的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等城市历史上帝王将相风云际会有所不同,在两千多年的建城历史中,广州从来没有成为过华夏文明的权力中心。长期偏居一隅,虽未远离兵燹之灾,但这种与权力中枢保持足够遥远的距离,以及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广州这座城市赢得了一部更富民间烟火气的历史。
本书中叶曙明没有简单地罗列广州历史,而是仔细考证,去伪存真,厘清了五羊传说,以及南方稻谷种植和砖木结构房屋早已有之等历史真相。透过本书通俗易懂的文字,读者能够感受其中蕴含着这座城市包容万物、生命不屈的坚韧气质,而广州人低调、务实、包容、灵活、开放、平和、冷漠、重利等性格亦跃然纸上。
自秦代数十万大军越过南岭起,两千多年来,广州一直是被北方政权征服的对象。在传统叙事中,广州往往被视为中原文化的被动“受体”。也因此,广州的优良器物或技术往往被视为源自中原。叶曙明认为,这种思维模式折射出权力正统论的深深印迹。
远离权力中枢,意味“天高皇帝远”,那些在都城十分看重的清规戒律,在这里往往会打点折扣。自明代起,皇权对社会的管制空前,住房、出行、着装等规定事无巨细,各色人被划为三六九等,但广州的管制明显松动许多,以致万历朝吏部尚书张瀚深叹人心不古。历朝历代高居庙堂之上的朝臣,出于种种原因,多次出台“海禁”之策,在广州总是很难被彻底执行。导致这一结果的既有地方官员维护私囊的私心,更因广州人的务实与变通。康熙朝海禁后,广州海外贸易一度大幅萎缩,但仍未能彻底根绝,总有一些外商以躲避灾害天气为由,悄悄将货物带进广州。乾隆朝对外贸易抽税甚高,一些本地商人便与外商“里应外合”,在海上碰头,提前卸货。
很多人不知道,今天难懂难说的粤语,正是当年北方传过去的“雅言”。自赵佗率数十万秦军翻越岭南扎根南粤大地之后,广州便成为一座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两千多年来,除了战争,这里对来者不拒。无论是从北方逃亡以求苟安的没落朝廷,还是因躲避战事逃难的百姓,无论是前来经商谋生,还是波斯、大食等各色登陆的异域蕃客,所有人等都能在这里相处一城。正因为广州五方杂处,许多移民把自己家乡的神灵都带过来了,所以这里的“神”特别多,叶曙明称之为“万神之都”。
在叶曙明看来,广州包容城市品质的形成,既有地理原因,也有历史因素。从位置上看,沿珠江口上溯,可以直抵广州城,这是广州发展海外贸易的天然地理优势。还有,这里一方面是海外文化登陆之地,另一方面也是国内僧人前往海外取经求学出发点。海外文化的登陆,与本土文化的出海,二者相遇之地,本就是一种交融。
再往上追溯历史,我们或许可以发现,赵佗对当地文化并未一味打压,而是从衣着到饮食入乡随俗,不少秦军士兵与当地土著通婚,进一步加强了文化的融合。或正是这样的彼此包容,才形成了广州今天这样的包容城市气质。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广州的形象与商业有着密切的关联,商业本来就是一座城市烟火气最生动的写照。叶曙明将广州人的重商文化情结上溯至秦代的南征——五十万南征秦军里,就有不少充军的商人,这无异于把大批优秀的经商人才,输送到了广东。广州后来发展成一个商业城市,有地理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
商业兴旺,商业文化便如雨后春笋,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行业成立了行会,行会之间发生纠纷,“两个行业自行协商调处”。商业是人们不屈生命力的写照,所以总是表现得特别顽强。“南汉覆亡时,几乎整座城市都被烧毁了,但灰烬还没完全冷却,广州人已经在废墟中,重新开门做生意,努力使生活恢复旧貌”。
今天,当我们眺望广州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时,可曾想到,两千多年前,那时的人们还是“头戴羽冠,腰系羽裙”?可曾想到,古人长期缺少淡水之苦?可曾想到,珠江口驶来南洋甚至更远地方的蕃船?可曾想到,从古至今,这座城市只要有一线生机,总能升起袅袅炊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