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洲奕/文

　　一听到“考古”这词，脑中浮现的必是辛苦、艰涩之类的形容词。在火热的六月，拿到那炽热的满载三年高中血汗的高考成绩单时，鲜有人愿意填下考古学等志愿。听到XX知名大学考古学专业无人问津或是只有几名毕业生的新闻，会一愣，但想到那终日的风吹雨打与略显微薄的收入时便也明白众人的选择合情合理。我们不必苛求许多人去从事考古，却也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可以来跟我们讲讲考古的故事，不像《盗墓笔记》那般惊悚曲折，不像《鬼吹灯》般魔幻瘆人，只是娓娓道来——幸运的是，郑嘉励先生的《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来了。

　　《考古四记》不同于专业性强的考古报告，以随笔的形式记录了过去20余年间作者在浙江省内考古的部分经历、见闻及工作心得。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寻墓记》记述了对宋元时期一些古墓葬的研究及发现，客观地还原了第一线的墓葬发掘现场，读完让人顿悟“原来考古是这样的”；第二部分《行路记》以考古工作为线索，展现了如子城、永嘉等地的特色风物和世事变迁，有游记散文的舒缓悠扬也有田野调查笔记的理性思考；第三部分《品物记》，展现器物之绝美，述说背后的匠心故事；第四部分《怀人记》，以淡笔写浓情，追忆那一个个无法忘怀之人。这是一位考古者多年的心路历程和发现之旅，读来既有白胡子老爷爷的知识积淀，又有年轻研究者的俏皮活泼，实在是令人喜爱。

　　“寻墓啊寻墓，寻得一座古墓。”考古人常开玩笑般地说“上班就像上坟”，嬉笑之余不禁佩服。对死亡的敬畏在我们千年的传统里挥之不去，开挖坟墓于常人而言是对祖先的大不敬，而考古人日日围着坟墓转，思考的绝非鬼神之事而是中国传统家族社会的伦理纲常、才子佳人的前世今生。古代帝王之墓，动辄占地百亩，为的是显在世时的功德；而到了宋元时期，贵如皇亲仅用可周身的小盒子，墓葬等级制度的模糊，乃世俗化的表现；时至今日，骨灰盒更小。作者不禁思考，盒子越小，社会文明的程度就越高吗？此番疑问肯定或是否定不得而知，而阅读时不断思考之感受定令人舒爽。

　　“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千年前李白在从政道路上遇阻，情感极度矛盾遂发出了此疑问，而郑嘉励先生在行路艰难之上更有一份随性和从容。1934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外出调查时经过樊岭，梁趁工作之便顺带考察了此地的建筑，说“就地取材的农村建筑也使人不得不承认建筑总是渗透着民族精神”。今日提起此二人，我们多会想起“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的掌故，往往忘记他们的主要成就并不在那段戚戚我我的爱恋。作者来到樊岭，当年那“渗透着民族精神”的建筑依旧在，可樊岭却已为凡岭。是樊岭多年后趋于平凡吗？谁又甘于平凡；是因为“樊”字过于繁复吗？乡土文化中最散发着情致与温暖的部分因为那不知所以的原因而韵味流失，也只有在用脚步丈量漫漫长路时才会去用心感受那泥土的芬芳。

　　“品物啊品物，你身上的铜锈到底诉说着怎样的故事”，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国家宝藏》引起了大众对文物背后故事的兴趣，有纷繁战火中挺身而出的妇好，有来自远古钟声的曾侯乙编钟，每一件文物都在那一刻活了。作者品的窖藏镂空钥匙是战火裹挟的仓皇之中，人们将无法带走的财富埋入其中，幻想着有一天重返故土，重拾爱物，可惜他们再也没有回来。百年之后的我们幸运地发现其中的宝藏，被那绚丽的光芒所震撼，时光将所有的苦难压缩成一个个美丽的瞬间，只希望历史不再重演，而当作者在欣赏此物时，地球的另一边，正是巴黎恐袭。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当手足无措一念之差时，不妨品品那仿佛静止的文物，上面的每一个斑驳都如母亲般温暖地告诉着你前进的方向。

　　“怀人啊怀人，遇到你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总有那么一些人仅仅一面之缘，此生便难以忘记。飞云江旁，泊一条小木船，坐一位老人，清晨老人将船停靠，那儿便成了渡口。日复一日，老人守在江边，渡着来来往往的过客，每每见到客人，他便起身、微笑、挥动双手，那笑是那么温暖。他是一位聋哑人但有着会说话的笑容，他是一位摆渡人但有着全村的帮扶，他是幸福的。后来小山村被水淹没，再也不需要一位摆渡人，再也无需一条小木船了。作者说，他总会忘记匆匆一生里掉头就走的人，却至今铭记老人的容颜。在蟾宫埠的山村里他曾经幸福地生活，曾经幸福地笑着。曾读英国作家克莱儿·麦克福尔创作的小说《摆渡人》，她借少年人崔斯坦的眼睛洞悉人性的温情，道出所有人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终极幸福的向往，治愈心灵。但我想那不及遇到这样一位老人，一位幸福笑着的摆渡人，他让我们更有理由去做一个幸福的人。

　　读完这书，提起考古，脑中浮现的是温暖、幸福之类的形容词。考古的故事是那么吸引人，所见所遇是那么的丰富，所思所想是那么的珍贵。愿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能抚摸到这份温暖，愿所有的孩子告诉父母从事考古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至少从今天开始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