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团/文

　　在古代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中，争论最多的就是《水浒传》。一是作者之辩，施耐庵之于罗贯中，谁才是著作权人？二是梁山有好人吗？说是梁山好汉，说是替天行道，可怎么感觉好汉寥寥呢？说“忠义”，大哥宋江却做着“招安梦”，说是“逼上梁山”，却是除了官府，还有自家兄弟。朱仝落草，不就因李逵害死了小衙内才被逼上梁山吗？所谓的“水泊英雄”，岂能为达到某种目的，或设计嫁祸，或逼迫杀人，江湖道义哪儿去了？祝家庄招谁惹谁了，遭梁山部队三次灭绝性屠杀？若不是武师栾廷玉死不见尸，后人还有想象和发挥的空间，正义上哪儿去找？

　　栾廷玉，“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众头领献功，宋江嗟叹道：“只可惜栾廷玉那个好汉。”此话怎讲？梁山好汉血洗祝家庄，公明哥哥怎么就记挂栾廷玉呢？难道也想绑架栾廷玉上梁山为寇？清代陈忱的《水浒后传》和俞万春的《结水浒传》（《荡寇志》）几乎指向同一条明线：栾廷玉“趁乱远走高飞”了。在《水浒后传》中，栾廷玉加入李俊的“海外兵团”，被封暹罗王兼兵部尚书。《荡寇志》中，栾廷玉加入陈希真父女的征讨梁山队伍，靠军功官居兖州镇兵马总管。殊途同归，“及时雨”宋江及梁山一众英雄好汉梦寐以求的“富贵梦”落到了栾廷玉的头上，契合了人民群众最朴素的价值观。人在江湖，岂能两面三刀、是非不分？真英雄就得有恩报恩、有仇报仇！

　　问苍天谁是英雄？热血汉子栾廷玉是也。在《水浒猎人》中，猎人栾廷玉是一个集人品、智商、情商、功夫于一体的真汉子，“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正如《史记·游侠列传》所论，复仇路上，栾廷玉的所作所为未必能归于人们常说的“正义”。但是，祝家庄集团被梁山血洗，老板被举家灭门，打工仔非死即散。常人经历过生死劫，要么被吓破了胆，要么明哲保身、苟活残生。所以，栾廷玉能活下来，就该奉上脑袋感谢梁山好汉的不杀之恩。然他却撇不下祝老庄主的知遇之恩，还有和祝氏三雄亦师亦父的师徒之情，誓为被梁山部队屠杀的祝家庄阖村乡民报仇雪恨，成了一个“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复仇猎人。

　　“侠之大者”，“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梁山一众数万人，虽曰“替天行道”，却干着打家劫舍、滥杀无辜的勾当，乃至网罗盗贼流寇，啸聚山林称王称霸，以此作为要挟政府（招安谈判）的资本！譬如宋江，吃着政府的饭却砸政府的锅，像这等为贼人通风报信、收受赃银之官，哪届政府能容之？又岂可容之？只因阎婆惜不给其密信和文袋，就“左手按住那婆娘，右手却已刀落”，似这等不忠、不义、不仁之徒，官府不该绞之？这等亡命徒也，又何来逼上梁山之说？所以，像梁山这等好汉永远也入不了正史，也难得善终。他们的兄弟义气，永远比不上利益。如果能当官发财、封妻荫子，“替天行道”的遮羞布就会像擦脚布一样被扔到一边儿。活捉高俅，以“急公好义”著称的公明哥哥之所以不替林冲报仇，甚至释放高俅也假装征求林教头的意见。即便故作姿态，林教头郁闷的心结也能纾缓一二吧。说到底，还不是兄弟情不抵公明哥哥的“招安梦”吗？《水浒猎人》通过这种颠覆的方式，在不疾不徐的节奏中，以自然铺设而又入理地讲述了梁山好汉的另一种可能。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一种社会的上层建筑现象。托尔斯泰说：“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词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文学的自主性就在于文学本身是自我解构的。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创作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社会活动——通过作家的审美感知和审美体验来反映社会价值，乃至普罗大众的审美情趣。在《水浒猎人》中，时晨颠覆了传统“水浒”中的英雄标签，以一种更深刻、更高远的胸怀阐释人性的贪欲与良知，并在古典文学（《水浒传》）和现代文学中寻找到一个新的出发点，既突破了传统古典文学的历史局限性，又使传统文学释放出巨大的生命潜能。一句话，在这个纷纷另辟蹊径逃离传统、揭示虚无国的时代，《水浒猎人》不但还原了更纯粹的江湖世界，还赋予了传统古典文学以新的张力、新的生命。

　　天下之事，想象与现实常有落差。我们需要文学的影响，来纠正我们的思想和态度。一部好作品，绝不仅仅满足讲述一个故事。作为一部经典传统名著，《水浒传》已被陈忱（《水浒后传》）、青莲室主人（《后水浒传》）、俞万春（《结水浒传》，又名《荡寇志》）、程善之（《残水浒》）、张恨水（《水浒新传》）等人多次续编创作。常读常新，每次总有新感觉。时晨的《水浒猎人》，颠覆了江湖，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水浒世界。同时，他又把当前主流的悬疑文学与文化历史相结合，并把格斗技击等现代元素融入“水浒”中，通过大胆的揣测和精心谋篇，使得“水浒”更具时代感、新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