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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之下

等级森严

　　若说森严的等级，绝非中国特有，读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和《变色龙》，可知当年的俄国人，在等级的重压之下，也一样没有健全的人格与健康的心理。只是中国文化更极端，很早就将等级固化成“礼”，并在理念和实践上不断强化，形成无处不在的“礼教”。如果说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这“礼教”就像是中国的宗教。

　　“礼”，繁体字“禮”，左边是祭祀的桌，右边是祭桌上放着的“行礼之器”，应该是个会意字，指的是“事神致福”的过程，并没有等级的意思。但到春秋的儒家那里，“礼”就成了一套确认等级制度合法地位的理论。用《礼记》的说法，“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首先就是“定亲疏”，怎么定呢？“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所有人际关系都要依“礼”来定。先是有了礼制和官制，光是诸侯就要分成“公、侯、伯、子、男”五等，官吏则依官位大小分为“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丞、三毫、阪尹”十级，统而言之，更有“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五个等级森严的阶层。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当时最神圣的律条。

　　后来，等级玩出了瘾，萌生出中国特有的“品第文化”，即拿“善”和“美”的标准来将人分成三六九等。譬如孔子就以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以此衡量，渔樵走贩自然就是下等的贱民；而且，“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这种等级还无法改变……说孔夫子歧视劳动人民，委实没有委屈他。班固则依据“圣人”“仁人”“智人”“愚人”的标准，在《汉书》里将近两千位去世了的历史人物，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分成九等，首开“九品”先例。《世说新语》记录了魏晋南北朝时代以才性、操行、智慧、容止、风神来品评人物的风俗，留下了“九品中正制”这一特有的等级奇葩。直到南朝钟嵘写《诗品》，居然将当时写五言诗的一百多位诗人分列在上、中、下三品里，结果，陶潜放在了中品，曹操放在了下品，等级玩得老到，鉴赏眼力却实在有些差劲。

　　一旦奉行了“礼教”，“忠孝节义”也会以等级的方式呈现。先看最神圣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级之下根本就没有是非可言。再看清官楷模海瑞的断案准则：“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等级之下的法治也根本没有公正可言。

　　正常运行的社会，总归要有一点长幼上下的区别，但混淆是非与无视公正的“礼教”肯定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