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精神推荐词：

　　创新

　　在经济发展上，温岭人用自己的创新精神闯出了一番新天地。同样，在民主政治上，勇于创新的温岭人也走在人先，作出了一番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民主恳谈的出现，在全国上下刮起了一阵民主恳谈风。

　　2003年：“民主恳谈”成为中国第二届政府创新奖候选项目

　　“对话”中听基层“真声音”

　　本报记者 王萍

　　对温岭的“民主恳谈”发展历程来说，2003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一年，“民主恳谈”成为中国第二届政府创新奖候选项目。经过专家们的评分，后最终获得“2003―2004”年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优胜奖。这种新生的民主决策方式，开始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进而在全国产生了更为重大的影响。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新生决策方式的诞生，会发现它的形成，有着时代赋予的必然性。

从“说教”到“对话”，群众参与热情高涨

　　时光穿越回1999年。

　　当年，浙江在全省农村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我市的一部分乡镇看到群众对“你说我听”的活动不感兴趣，于是乡镇干部尝试换个方式，变“干部对群众的说教”为“干部与群众的对话”。这种方式转变后的雏形，最先在松门镇成形。

　　1999年6月25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在松门镇举行，主题为“推进村镇建设 改善镇容村貌”。200多名热情高涨的群众自发赶来，畅所欲言，一场“嘴上风暴”骤然而至。大家提出的问题大到村镇建设规划，小到邻里纠纷，镇干部耐心听讲、详尽地给予解释与答复。此次论坛举办得很成功，受到了与会群众的好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松门镇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又举办了三届，参加的群众达600余人次，提出问题事项110件，当场解释或答复84件，承诺交办26件。

　　现任市委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奕敏曾这样总结当时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5天前发通知，让群众有时间准备，自愿参加，自由发言，参与者不受任何条件、身份、资格的限制，只要有兴趣都可以参加。特点就是“对话”，恳谈会提出之后，镇乡一级政府要解答在会上提出的所有问题。

　　这是“民主恳谈”的雏形，也是“民主恳谈”的原创阶段，虽然做法简单，大家都觉得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但这“河”过得十分成功。

从点到面，民主恳谈逐步推广

　　1999年9月，“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这种沟通对话方式开始向我市的其他地方推广。全市各地陆续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沟通活动，并冠以“民情恳谈”、“农民讲台”、“民情直通车”等名称。

　　2000年8月，市委在松门镇召开了现场会，组织各乡镇和市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观摩，要求全市推广松门的经验，将活动范围由镇村两级向非公有制企业、城镇社区、事业单位和市级政府部门延伸。

　　在越来越多的对话沟通中，这种新的对话沟通方式无论是在基本形式还是实质内涵上，都已超出了“对话”的本来意义，一种新型的基层民主政治工作方式逐渐成熟。

　　2001年6月，市委发文，要求将我市各地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基层民主政治创新载体统一命名为“民主恳谈”。同时，也对“民主恳谈”提出了规范性要求，推动“民主恳谈”走上规范化、组织化、制度化的道路。

　　2002年10月20日，新华社编发了一组迎接十六大的特别报道，分别介绍了6个发生在各地的探索民主政治的个案，我市新河镇举行“民主恳谈”名列其中。2003年，全国高考文科试卷的一道选择题中，温岭的“民主恳谈”再次被提及。

民主恳谈，有着极强的地域特质

　　借着温岭曙光首照地的名气，众多学者在“民主恳谈”创立初期，将其喻为“21世纪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道曙光”。回看这道曙光的形成，我们会发现，“民主恳谈”的雏形有着极强的地域特质。

　　在2002年学界为此专门举行的理论研讨会上，谢庆奎、张小劲、景跃进等专家不约而同地指出，市场经济是培育和发展民主政治的温床。显然，温岭具备这样的先决条件。

　　温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发展乡镇企业，1983年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办企业搞经营的艰苦创业中，温岭人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转变了思想，他们关心涉及自己利益的公共事务，勇于发表意见。富足的经济实力增强了他们的话语权，逐渐地孕育生长出了自主、竞争、平等、公开、民主等等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现代新观念，并将此渗透和延伸到他们的政治生活领域。这种示范效应的扩展，使农村群众的民主、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且日益增强，要求参与村、镇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愿望也日渐突显。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认为，“为了防止‘富’与‘贫’进一步固定为‘强’与‘弱’，需要有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安排来平衡不同群体间的利益格局，民主恳谈应运而生。”

　　也就是说，温岭人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以“民主恳谈”的方式，在巩固自身话语权，以期发出更为响亮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