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伟/文

　　泽国小学门口的鸡蛋饼摊，摆在靠近主干道的一户人家门口。那户人家做理发营生，围墙刷了白灰，门口一小块水泥地，阿婆的煤炉和饼铛就支在那里。每天早上六点来钟，煤炉先点起来，白烟顺着风往主干道上飘。阿婆把炉子摆在围墙根底下，离人行道隔了三四步远，可还是时不时抬头往路口张望——看城管的车来没来。那条街不让摆摊，阿婆打了二十年的游击战，最后理发店老板娘看她一个老太太不容易，让她在门口摆，城管来了就收。

　　阿婆的摊子没有任何招牌。一张老旧木桌，桌腿用铁丝绑着，上面搁着瓶瓶罐罐。旁边摆一把小木凳，凳面磨得发亮。阿婆头发花白，编成一条油亮亮的辫子垂在背上。她摊饼的动作几十年没变过，右手拿锅铲，左手磕鸡蛋，辫梢一晃一晃的。煤炉里的火暗红着，油一浇下去“滋啦”一声响，白烟蹿上来，带着煤火和葱花混在一起的焦香。

　　阿婆的鸡蛋饼跟别人家最大的不同，是她那罐酱料。一只搪瓷小罐，里面是深褐色的汁水，稠稠的，表面浮着香料末子。饼快好的时候阿婆揭开罐盖，拿刷子蘸了酱往蛋饼上刷，刷两下，折起来，那股酱香就裹进了饼里。咸里带一点点甜，后味有一丝辣。有人问过她配方，阿婆笑着说：“研究了快十年，配料不能说。” 那只搪瓷罐她走哪带哪，收摊了封紧罐口搁在竹篮最底下。

　　阿婆上过本地新闻。我上三年级那年的秋天来了几个穿白衬衫的人检查食品安全，记者拍了她刷酱的照片登在晚报上，辫子从肩侧垂下来，写的什么我记不清了。奶奶把那张报纸看了很久，说：“辫子是好辫子，蛋就不晓得了。”从此，每天早上她从鸡窝里摸出一只鸭蛋塞进我手心。蛋还温着，壳上沾着碎稻草和泥星子。我攥着蛋往校门口走，一路拿袖口擦，擦到蛋壳泛出青白色的光为止。

　　阿婆接过我递去的蛋，在围裙上擦了擦，磕在饼铛沿上。蛋壳“咔嚓”一声裂开，声音很脆，蛋清落进热油里“哗”的一下就摊开了，边缘凝成一层焦黄的蕾丝边。她抬头看我一眼。两个蛋、双面煎、榨菜多点、油条剪碎、香肠一根、酱要多——这套口诀她记得比我还清楚。阿婆从旁边一摞旧报纸上撕下一截，叠成巴掌大的方块垫在纸袋底下再塞饼。纸袋递过来不那么烫手，报纸的油墨味混着蛋香与酱香。

　　我记得很清楚，阿婆的鸡蛋饼是五元钱。两个蛋双面煎，油条剪碎，香肠一根，酱要多，整四元。我攥着奶奶给的鸭蛋去的时候，阿婆只收我三元，说蛋是你自己带的，收个面皮和油条钱。我从兜里摸出三枚硬币递过去，她接过来往围裙前面的兜里一塞，看也不看。

　　等饼的间隙阿婆会坐一会儿。她往小木凳上一坐，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有时候实在累了就托着下巴打盹。煤炉的火还在烧着，饼铛上的油慢慢冒着细泡，她头一点一点的，辫子从肩膀滑到胸前。有客人来了喊一声“阿婆”，她猛地醒过来，揉揉眼睛站起来，又往饼铛上倒油。奶奶有一回站在边上看她忙活，回家剥毛豆时念叨：“炭火烤的，到底不一样，饼烙出来一层一层的。”那天晚饭又提起阿婆，夹了一筷子青菜，“二十年，不容易。”

　　早上在学校门口卖完，阿婆把煤炉和饼铛搬上一辆旧三轮车，下午换地方。三轮车骑出去，沿街的人远远招手喊“阿婆”，车就靠边停下。三轮车一停，经常还没支好饼铛就已经围上来了几个人。阿婆一边笑着说“不急不急”，一边手脚麻利地点炉子，饼铛一架起来，那股煤火混着酱香的白烟就升上去了。

　　后来我读高中，每个周五傍晚坐中巴回来，路过还能看见阿婆的摊子。煤炉的红光在渐渐暗下来的天色里格外显眼，远远一团暖橘色，白烟升上去散在路灯底下。

　　高一那年冬天有个周末回来，校门口的摊子空了。理发店老板娘门口的水泥地上只剩那把小木凳，凳面上落了灰，旁边搭着那条蓝布围裙。我问小卖部的阿姨，阿姨说阿婆生病了，儿女不让她再碰煤炉。她后来没再来过，人就住在幸福路巷子里。摊子空了之后，我才反应过来——那天傍晚我坐中巴回来远远看见她收摊，竟是最后一面。

　　我在幸福路附近走过两回。那条路巷子多，拐来拐去的，门牌号看也看不清。我在巷口站了站，没有进去。我不知道见了阿婆要说什么，问她辫子还编不编了，还是问她那罐酱料的配方有没有传给别人。

　　几个月后的夏天，我放暑假回来，路过校门口的时候看见理发店的另一排开了个鸡蛋饼店。摊主是两个人，一男一女，面熟，想了半天才记起来是以前在旁边卖瘦肉丸的两夫妻。看阿婆的摊每天排队，就动了心思。听说阿婆教过他们调面糊，可他们还是用了电饼铛，干净，省事，没烟。酱料他们也自己调了一罐，颜色比阿婆的浅。

　　我走过去买了一个。男的拿出饼皮铺在电饼铛上，磕蛋，蛋清软塌塌地趴着，没有“哗”地摊开的那股劲。油条也是现成的，剪碎了撒上去。刷酱的时候刷了两下，酱汁稀稀地流下来。电饼铛盖一合，饼好了，装进塑料袋里递过来。塑料袋不烫手，可也没有报纸粗糙的纸面垫着。咬了一口，蛋是熟的，饼是软的，酱是甜的，各是各的味道。女摊主问我怎么样，我说还行。她自己也笑了，说比阿婆的差远了。“阿婆那个煤炉的火从底下慢慢烘上来，蛋清一下去就定了型，饼皮是酥的。”电饼铛上下一起加热，东西是熟了，可那股子活气没了。“还有她那酱，”女摊主指了指自己那碗，“我试了不知道多少回，就是调不出那个味。”

　　那对夫妻的鸡蛋饼摊坚持了不到半年。有天回来，理发店那边的水泥地空了，店铺也关了。那块水泥地上再没人支过摊子。煤炉底座压出来的黑印子还在，雨水冲了几遍也没冲干净，一圈浅浅的黑嵌在水泥缝里。

　　现在周末早晨下楼买早饭，街边早餐店玻璃门锃亮。电饼铛做的饼吃到嘴里什么都对，可少了煤火混着酱香的那股气，少了辫梢一晃一晃的节奏。那天中巴车晚点了，我到校门口的时候天色将暗未暗，阿婆正在收摊。煤炉里的火压下去了，炭块暗红着。她把饼铛擦干净，围裙叠好放进竹篮，然后拎起那把小木凳摞在煤炉边上。辫子从背上甩到胸前拢了拢碎发。我坐在中巴车里看她，车启动了慢慢开。她挎着竹篮往林家门口的巷子里走，手里拎着那把小木凳，辫梢在暮色中一晃一晃的。车拐了个弯，就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