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茂云/文

　　第一章

　　东皋遗韵

　　——家世与少年时代（1168—约1185）

　　四

　　戴复古的母亲杨氏，是戴敏才的第三任妻子。

　　戴敏才一生娶了三房。首任何氏，未生育便早逝了。继室黄氏，生下了长子戴翼。黄氏是读书人家的女儿，娘家藏书颇丰，后来戴复古《求先人墨迹呈表兄黄季文》一诗中有“君家图书府，墨色照青嶂”之句。黄氏嫁入戴家后，替戴敏才操持家务，让他得以安心吟诗作对。可惜黄氏也不长寿，生下戴翼后没几年便撒手人寰。

　　杨氏是第三任，比戴敏才小了将近二十岁。她嫁过来的时候，戴翼已经十来岁了。杨氏很晚生育，戴敏才六十多岁时才有了复古——老来得子，欣喜若狂。戴复古出生那天是乾道三年十二月四日，公历已是1168年1月。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冷，海塘外的浅水结了薄冰，檐下的冰凌挂了尺把长。戴敏才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在堂屋里走来走去，嘴里喃喃念叨着什么。杨氏后来告诉戴复古，父亲那天念的是一首不知是自己刚写的还是别人的诗，诗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最后两句：“老树着花无丑枝，白头得子有清诗。”

　　杨氏虽不是书香门第出身，却认得几个字，也喜欢诗。戴敏才写诗的时候，她就坐在旁边纳鞋底或缝补衣裳，偶尔抬起头来问一句“这句什么意思”，戴敏才就放下笔给她讲解。她不懂什么格律平仄，但她能分辨出一首诗好不好——凭的是直觉，是听了太多好诗之后养成的耳朵。戴敏才常说：“你母亲的耳朵，比那些自以为懂诗的迂夫子强十倍。”

　　戴复古四岁那年父亲去世后，杨氏便独自撑起了这个家。长子戴翼已经娶了妻，另立了门户。老宅里只剩下杨氏和四岁的戴复古，还有一个帮忙做粗活的远房侄女。日子比从前更难了。田里的活要雇人来做，家里的开销要一分一厘地算计。杨氏白天洗衣做饭、操持家务，晚上就着油灯教戴复古认字。

　　她教的第一个字是“诗”。

　　“这个字，”杨氏用食指蘸了茶水，在桌面上缓缓写下一个“詩”字，左边是“言”，右边是“寺”，“是你父亲一辈子最喜欢的字。言，就是说话；寺，就是庙。在庙里说的话，是要传给后人的话。”

　　戴复古歪着头看那个用水写成的字，茶水洇进木纹里，笔画渐渐模糊了。

　　“父亲的诗呢？”他问。

　　杨氏沉默了很久。

　　“丢了，”她说，“你父亲写了那么多诗，可是他并不收集，总认为最好的诗还在后面未写出来。有时诗被亲友抄了去，会流传开来。有时与朋友唱和的诗，会被朋友记下。他写诗有自己的一套经验和说法，与别人不一样……你父亲临终前最惦记的，就是他的诗学，怕失传。”

　　戴复古没有说话。他想起父亲临终那天说的那句话——“诗遂无传乎”。那时候他不懂，现在好像有点懂了。诗和诗学是会消失的，像茶水写成的字一样，风一吹、日头一晒，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要把父亲的诗找回来。”杨氏看着他的眼睛，“你父亲的诗友徐渊子叔叔那里，还记着几首。还有别的人，也许也记得。等你长大了，一个一个去问，把父亲的诗都找回来。”

　　四岁的戴复古郑重地点了点头。他还不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他知道这是母亲交给他的任务——就像父亲临终前把那句话交给他一样。那句话像一颗种子，落进了他心里的某个角落。几十年后，当他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石屏山下整理父亲的遗稿时，他依然记得那个夜晚——母亲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写下的那个“詩”字，以及那两行慢慢洇开、慢慢消失的笔画。

　　五

　　南塘的四季是分明的。

　　春天来得早。正月还没过完，海塘堤上就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那是碱蓬，一种耐盐的野草，嫩得能掐出水来。田埂上的荠菜也开了花，细碎的白花像撒了一地的米粒。戴复古最喜欢跟着村里的孩子去挖荠菜，回来让母亲包荠菜馅的麦饼。麦饼是黄岩一带的家常吃食，荞麦面擀成薄饼，包上荠菜和碎豆腐，在铁锅里烙得两面焦黄，咬一口，外脆里嫩，荠菜的清香混着麦面的焦香，是春天最令人满足的味道。

　　院子里的老桂树在三月间抽出新芽。嫩叶是浅红色的，过些日子才慢慢转绿。桂树底下的白石槽被春日的太阳晒得温温的，戴复古趴在石槽上，用一根树枝在泥地上写字。母亲教了他几十个字，他都记住了，歪歪扭扭地写在地上，写完了用脚一抹，再写新的。他最喜欢写的字是“山”和“海”——抬头就能看见屏山，翻过海塘就能看见海，这两个字对他来说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具体的、有温度的存在。

　　夏天是甘蔗生长的季节。戴家海塘边的那几亩甘蔗，到了六七月已经长得比人还高。甘蔗叶子又长又宽，密匝匝地挤在一起，风一吹就发出“沙沙”的响声，像千万条蚕在同时啃食桑叶。戴复古钻进甘蔗地里，头顶是密不透风的绿叶，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四周只有“沙沙沙沙”的声响，世界忽然变得很小、很安静。他喜欢这种感觉——像是躲进了某个秘密的洞穴，外面的一切都远了。

　　夏夜是南塘最美的时候。暑气散了，海风从东边吹来，带着淡淡的咸味和腥味。院子里摆一张竹榻，杨氏摇着蒲扇坐在旁边，戴复古躺在竹榻上看星星。南塘的星星格外多、格外亮，因为村子离海近，没有太多的灯火，天空黑得纯粹，星星就显得格外璀璨。银河横贯天际，像一条碎银子铺成的路。戴复古问母亲：“银河那边是什么？”杨氏说：“是牛郎织女。”于是她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讲了一年又一年，戴复古听得滚瓜烂熟，还是爱听。

　　有一年夏夜，一只萤火虫飞进了院子。戴复古第一次看见萤火虫，兴奋得从竹榻上跳下来，追着那个小小的光点在院子里跑。萤火虫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像个调皮的小精灵。他追了半天也没抓住，气喘吁吁地跑回母亲身边。杨氏笑着说：“那是你父亲来看你了。”戴复古一愣：“父亲？”杨氏望着那只渐渐飞远的萤火虫，轻声说：“你父亲说过，人死了以后会变成萤火虫，在夏夜里飞回来看看家里人。”戴复古将信将疑，但从此以后，每年夏天看见萤火虫，他都会静静地看一会儿，心里默默地说：父亲，我很好。

　　秋天是南塘最忙碌的季节。稻子黄了，一片连着一片，金灿灿的，风一吹就掀起层层波浪。全村的人都下田割稻，镰刀“嚯嚯”地响，稻捆一束一束地码在田埂上，像一排排金色的士兵。戴复古太小，割不了稻，就跟在大人后面捡稻穗。他挎着一个比自己腰还粗的竹篮，在收割后的稻田里低头寻找遗漏的稻穗，每捡到一束就高兴地喊一声。一天下来，竹篮能装满大半，够一家吃好几顿粥。

　　深秋时节，屏山上的枫叶红了。从戴家院子里望上去，两座山峰的半山腰像各燃起了一团火，红得惊心动魄。戴复古缠着母亲要上山看枫叶，杨氏便带他去。山路不好走，到处都是碎石和落叶，杨氏一手牵着儿子，一手扶着路边的树干，一步一步往上爬。到了半山腰，回头一看，整个南塘尽收眼底——海塘像一条灰色的带子，把绿色的田野和蓝色的海水分开；村子里的屋顶星星点点，炊烟袅袅地升起来；远处海面上有几片白帆，缓缓移动着，像谁在天边写下的省略号。

　　“好看吗？”杨氏问。

　　戴复古点点头。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生活的地方原来这么美。那些平日里习以为常的田野、海塘、渔船、炊烟，从高处看去，竟然像一幅画。他想起父亲的诗里有一句——“人行踯躅红边路”——虽然写的是别处的风景，但此刻他觉得，南塘的秋天比诗里写的还要美。

　　冬天，南塘不太冷，但海风刺骨。湿冷的海风从东边吹来，钻进衣服的每一个缝隙，骨头缝里都是凉的。戴家老宅的单层瓦顶被海风吹得“簌簌”响，夜里躺在被窝里能听见风在屋顶上呼啸。杨氏在灶膛里烧了几块从海塘边捡来的干木头，火光照得满屋通红。戴复古坐在灶膛前，伸手烤火，看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煮的是杂粮粥，“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

　　“母亲，”他忽然问，“父亲的诗里，写过南塘的冬天吗？”

　　杨氏想了想：“好像是写过一句。‘地暖梅开早，天寒酒熟迟。’”

　　“就这一句？”

　　“就这一句。你父亲的诗，留下来的太少了。”

　　戴复古沉默了一会儿。灶膛里的火光在他脸上跳跃，把他的眼睛映得亮晶晶的。

　　“我会把父亲的诗都找回来的。”他说，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杨氏没有回答。她伸手摸了摸儿子的头，那手势和戴敏才临终前一模一样——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却让戴复古的心猛地一颤。他知道母亲想起了什么。他也想起了那个黄昏，那只枯瘦的手，还有那句嘶哑的“诗遂无传乎”。

　　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溅出几点火星，很快又暗了下去。

　　六

　　南塘虽然偏僻，却也不是与世隔绝。

　　从南塘往西北走八十多里，是黄岩县城。往北走一百六十里，是台州府治临海。往南走四十多里，是温峤镇——那是一个比南塘大得多的市镇，有集市、有学堂、有码头和来往的商旅与文人。戴敏才生前常去温峤，和那里的诗友们聚会唱和。杨氏偶尔也会带戴复古去温峤赶集，买些南塘买不到的针线、纸张和盐。

　　温峤的集市在每月逢一、逢六的日子。天不亮就开市了，卖鱼的、卖菜的、卖布的、卖杂货的，各色摊子沿着街面摆开，吆喝声此起彼伏。戴复古最喜欢看卖艺的——杂耍的、说书的、唱戏文的，热闹得不得了。有一次，一位说书的老先生在街角的茶棚里讲《三国》，讲到赵云单骑救阿斗，戴复古听得入了迷，在茶棚外站了整整一个时辰，直到杨氏找过来把他拽走。

　　“母亲，”回家的路上，戴复古问，“赵云为什么不读书去考功名，要去打仗？”

　　杨氏笑了：“不是人人都要考功名的。你父亲就不肯考。”

　　“为什么？”

　　杨氏想了想：“你父亲说，考功名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可你父亲觉得，写诗也能养活自己——虽然穷一点，但心里快活。”

　　“写诗能养活自己吗？”戴复古不太相信。

　　“能。你父亲的朋友们，很多是写诗的。他们相互欣赏、相互帮助，诗写得好的人，走到哪里都有人敬重。你父亲虽然穷，但方圆百里的读书人都知道他、佩服他。这就够了。”

　　戴复古似懂非懂。但他记住了母亲的话——写诗也能让人敬重。

　　戴复古五岁那年的冬天，杨氏在整理戴敏才的遗物时，从一只旧木箱的底层翻出了一卷书。

　　那卷书用黄绸包着，绸面已经发暗发硬了，解开结扣的时候“窸窣”作响，像一片干透了的树叶在手里碎开。里面是一本薄薄的册子，纸页泛黄，边角被翻得起了毛，封面上用端正的小楷写着两个字——对类。

　　“这是你父亲常用的书。”杨氏把册子放在桌上，翻开第一页给戴复古看。纸页上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分门别类地列着各种词语——天文门、地理门、花木门、鸟兽门、人事门。每一门下面又有细分类目，每一类目都是两两相对的词：“天”对“地”，“日”对“月”，“风”对“雨”，“山”对“水”。

　　“这是什么？”戴复古趴在桌边，看着那些字。他刚认了几十个字，还不太明白这些词为什么被这样排在一起。

　　“这是对对子用的。”杨氏说，“你父亲生前教人写诗，头一件事就是让人对课。诗是一个字一个字对出来的，对子对不好，诗就写不好。”

　　“什么叫对课？”

　　杨氏指着第一行字：“你看，天——地。天是上面的，地是下面的；天是大的，地是小的；天是高的，地是低的。两个字之间要有关联，又要有差别。你出‘天’，我就接‘地’，这就叫对。你父亲当年花了大半年才把《对类》背完，你小时候在襁褓里，他抱着你念的就是这些对子。”

　　戴复古伸手摸了摸那卷册子的纸页。那纸页因经年翻阅而柔软光滑，像被人的手温养过很久。他忽然觉得，那不是一本书，而是父亲的手在纸上留下来的痕迹——他翻过这些页，念过这些字，它们曾经被他的声音读出来过。

　　“母亲教我。”

　　从那天起，杨氏每天晚饭后在灯下翻开《对类》，教他对对子。

　　先是最简单的单字对。杨氏说“雨”，戴复古对“风”；说“山”，对“水”；说“白”，对“青”；说“飞”，对“落”。这些字他都认得了，对起来不费什么力气。可杨氏慢慢加了难度，从单字变成了两字。

　　“白日。”她说。

　　戴复古歪着头想。那卷《对类》里有两字的，但他不想直接去翻，他想自己想一想。“白日”是白的日头……那应该对什么呢？他脑子里浮起屏山在暮色里的样子——青灰色的两座石峰在夕阳里泛着暗沉沉的光。

　　“青山。”他说。

　　杨氏点头：“好。‘白日’对‘青山’，颜色对颜色，名词对名词。再试试——‘春风’。”

　　戴复古想起初春时节海塘上吹过来的风，那风不冷，软软的，带着融化了的盐味。他想了想：“秋水。”

　　“为什么对秋水？”

　　“春天是暖的，秋天是凉的。风从春来，水在秋凉。这是我从父亲的诗里读来的——‘春风吹绿波，秋雨打黄叶’。”父亲的诗里确实有这么一句，戴复古想了很久才想起来。

　　杨氏笑了。那笑容里有欣慰，也有一种很淡的、像月光一样的怅惘：“你父亲要是听见你这么说，一定会高兴的。”

　　到戴复古八岁那年，他已经能对三字和四字的对子了。杨氏出“屏山远”，他对“海月圆”。杨氏出“春风不度”，他对“秋雨初晴”。有一天傍晚，他在院子里看老桂树的叶子在风里一片一片地落下来，满地都是金黄色的碎花。他跑进屋里对杨氏说：“母亲，我想了一个对子。‘桂子秋日坠’——对什么好？”

　　杨氏正在灯下补衣裳。她放下针线，想了一想：“‘海潮夜月来’——如何？桂子从树上落下来，海潮跟着月亮涨上来，一个从天，一个从海，方向不同，可都在夜里。”

　　戴复古把这两句念了几遍，觉得它们在一处，像两艘在同一个港口里泊着的小船，各不相涉，却又呼吸与共。他忽然想起《对类》里面的话——“对”不只是词的配对，更是意的相遇。好的对子，两个半句合在一起，能变成一个完整的画面。

　　那年秋天，戴复古第一次尝试自己出对子给母亲对。他站在院子里，望着屏山顶上慢慢移动的云影，说了一句：“云过屏山影。”

　　杨氏一边叠衣裳一边随口应道：“潮生海塘声。”

　　戴复古愣了一下：“母亲，你这个比我的好。”

　　“怎么好？”

　　“我的‘云过屏山影’——云过去了，影子也过去了，都是看的。母亲的‘潮生海塘声’——潮水涨上来，声音传过来，有看的，有听的，比光看多了一层。”

　　杨氏笑了，没有告诉他——她年轻的时候也跟戴敏才对过对子。那时候戴敏才念上句，她接下句，两个人常为了一句对子争得面红耳赤。那些晚上她在灯下缝衣裳，他坐在旁边拿着书想对句，想到半夜忽然拍桌说“有了”。她早就不记得当年对过哪些对子了，可那些晚上的灯光还在。此刻，儿子坐在她面前对云对月对风对雨，那盏灯又亮了起来。

　　《对类》那卷册子，戴复古翻来覆去地背了很久。天文门的对子他背得最熟——因为南塘的天有海上的云、屏山的雾、夜里满天的星斗；地理门的对子他背得也快——因为南塘的地有海塘，有盐田，有涨潮时没入水下退潮时露出来的滩涂。那些词对他来说不是书上的字，而是他每天睁开眼睛就能看见的东西。他不需要死记硬背，只需要把看见的东西放进那些对子里。“天对地”在他的世界里有具体的样子——天是海面上空无边的蓝，地是屏山脚下带着盐碱味的泥土；“潮对汐”在他的耳朵里有真实的声音——涨潮是“轰隆隆”的、由远及近的，退潮是“沙沙沙”的、一寸一寸退走的，它们就长在他的耳蜗深处，像两条并行的河流，昼夜不息地流着。

　　有一次，徐似道从温峤来访，看见戴复古正在灯下翻《对类》。他拿过去翻了翻，笑着对杨氏说：“嫂子，你这教法比我小时候的先生强。我那先生只知道让我背，背错了打手心。你让复古用自己看见的东西去对——这比背一万遍都有用。”

　　“徐叔叔，”戴复古仰起头问他，“对对子能对出好诗吗？”

　　徐似道把那卷《对类》翻到最后一页。那上面没有字，只有一行戴敏才的手迹，墨色已经淡了，但字迹还认得清楚：“天地对，万物生；心物对，好诗成。”

　　“你父亲写的。”徐似道说，“他对了一辈子的对子——不是跟书上的词对，而是跟心里看见的东西对。山对海，天对地，心对物，天下就没有不能成对的东西。两样东西放在一起，能对上，就有了诗。”

　　那天夜里，戴复古趴在石槽上，第一次试着用对对子的方法写一首完整的短诗。他想了很久，最后写下来的是两句，下面想不出了：

　　“屏山秋叶红如火，海水连天夕照中。”

　　“屏山”对“海水”，“红如火”对“连天夕照”，都是用《对类》里学来的思路，对好了，就有了诗的骨骼。

　　他写完了，趴在石槽上看了一遍又一遍。月亮升起来了，照在纸面上，墨迹在月光里泛着微光。他觉得自己好像有些摸到了门道——父亲说“心物对，好诗成”，心要和物对上，眼要和景对上，词和意也要对上，所有对上了，诗就从缝隙里长出来了。

　　那卷《对类》他保存了一辈子，无论走到哪里都放在包袱里，压在诗稿的最底下。

　　等他八十岁的时候，南塘的子孙们还能背出他小时候对过的那些对子：“屏山远”对“海月圆”，“桂子秋日坠”对“海潮夜月来”，“云过屏山影”对“潮生海塘声”……

　　那些对子是他学诗的第一步路，是父亲留给他的最后一份遗产——用一册泛黄的对仗书，一个从未听见过的父亲的声音，和门前那一片山海对出来的、属于他自己的句子。

　　一次从温峤回来，戴复古带回了一卷纸。那是杨氏在集市上给他买的，价格不便宜，十张纸花了三文钱。纸是粗麻纸，淡黄色，表面能看见细小的纤维。戴复古把纸裁成小片，用母亲缝衣服的线装订成一个小本子，又从灶膛里捡了一根烧了一半的木炭，削尖了当笔用。他有了自己的“诗稿”——虽然上面一个字还没写。

　　他决定先把前几天写的那两句抄上，他趴在石槽上，用炭笔在粗麻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上：

　　“屏山秋叶红如火，海水连天夕照中。”

　　他想这次把第三句和第四句续上，但卡住了。他想了很久，怎么也接不上。炭笔在纸上戳了一个又一个黑点，最后他叹了口气，把纸揉成一团，扔进了灶膛。纸团在火里卷曲、发黄、燃烧，变成一小撮灰烬。

　　“写诗真难。”他对母亲说。

　　杨氏正在纳鞋底，头也不抬：“你父亲写了一辈子，还说难呢。”

　　“那他还写？”

　　“正因为难，才要写。容易的事，谁都会做。难的事，做成了才有意思。”

　　戴复古想了想，从灶膛边捡起那根炭笔，重新铺开一张纸。这次他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炭笔在粗麻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秋虫在夜里低鸣。这一次，他写完了四句：

　　“屏山秋叶红如火，海水连天夕照中。莫道南塘村落小，诗声长在此山东。”

　　写完了，他看了又看，不太满意——第三句和第四句好像有点牵强。但他没有再揉掉。他小心翼翼地把纸折好，压在枕头底下。那是他人生中写下的第一首诗。很多年后，当他已经是一个名满天下的诗人，回首少年时代，他清楚地记得这首诗的每一个字——虽然它从未被收录进任何一部诗集，连他自己后来也找不到了。但那个秋天的下午，屏山上的枫叶红得像火，海面上的夕照铺了半边天，一个八九岁的男孩趴在石槽上，用烧了一半的炭笔在粗麻纸上歪歪扭扭地写字——那个画面，永远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