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华/文

　　时光倒回到46年前，大连造船厂的海风似乎还能吹进记忆里。那年我19岁，踩着初冬飘落的雪花，第一次站在大连造船厂码头。远处泊位上，太原舰的灰色舰体静卧如一头巨鲸，舰舷上“104”三个大字被海风蚀得有些斑驳——这便是我接下来近3年要日夜相伴的“修舰岁月”。

　　那是1979年的冬天，太原舰进大连造船厂大修。进船厂没几天，船厂工程师、军代表、104舰副舰长、机电长、分队等上舰检查，铁梯被长年累月的海浪和汗水浸得湿滑，每踩一步都得格外用力。“修军舰不比修民船，每一颗螺丝钉都关乎战斗力。”工程师的声音被海风裹着，砸在耳边嗡嗡作响。他指着舰艏的主炮，炮管上还留着上世纪的炮痕：“这舰是老伙计了，但骨头硬得很，咱们得把它拾掇得能再上战场。”那天，我摸了摸主炮的炮身，冰冷的钢铁带着海锈的粗糙质感，指尖蹭到的锈屑混着机油味，成了我对太原舰的第一印象。

　　修舰的日子，是被汽笛声和铁锤声唤醒的。每天上班前，船厂的大喇叭响起，造船厂2万多名工人便会准时来上班。我们104舰营地每天都会给驻厂修舰的7个人送饭，一年365天从不间断。我每天提着油漆桶上舰，给全舰每个舱室、每层甲板、每道焊缝刷上油漆，这便是我的工作。夏天，舱内闷热得像蒸笼，油漆的气味呛得人头晕脑涨，刚进去几分钟，汗水就把工装浸透，湿漉漉地贴在背上，黏腻难受。

　　近3年的光阴，在海浪的拍打与焊花的飞溅中悄然沉淀。舰上的每一间舱室、每一条纵横交错的管线，都已化作我熟稔于心的归途。每当工人们吊起崭新的钢板精准对接、抡起冲击电锺将铆钉敲得铿锵作响，我便拎着沉甸甸的油漆桶紧随其后，为那些刚经焊接的钢板内侧，刷上一层紫红防锈漆。

　　刚焊完的接口还裹挟着灼人的余温，空气里弥漫着金属熔化后的气味，我俯身蹲下，手中的漆刷循着焊纹缓缓刷均匀。刺鼻的油漆味萦绕在鼻尖，我丝毫不敢分神，目光必须看清楚每一寸焊缝与边角，生怕遗漏任何一处可能滋生铁锈的缝隙。那些凹凸不平的焊点、未上漆时钢板的肌理纹路，早已比自己的掌纹还要清晰可辨。

　　近3年的时光，从舰艏到舰艉，从底层舱室到上层甲板，但凡有钢板更换的地方，就有我躬身刷漆的身影。这艘大型军舰的修缮工程，耗去了一千个日夜的光阴，那些被油漆浸润的钢板，早已不是冰冷的数字能够丈量的。每一道漆痕里，都藏着海风的咸涩、焊花的温度，藏着我对这艘战舰最质朴的坚守，层层叠叠，漫过岁月，护得舰体筋骨无恙，静待劈波斩浪的那日。

　　修舰的工作满是艰辛与危险。一次刷油漆时，电焊光毫无防备地刺入眼睛，强烈的刺痛瞬间让世界在我眼前扭曲、发黑。那一夜，灼痛如潮水般反复漫过眼眶，我在黑暗中辗转反侧，满心都是对视力受损的恐惧。如今，这道伤痕成了常态：见光会流泪，遇风会酸涩，闻烟会湿眶，但我从未后悔——有些伤痕，本就是荣誉的勋章，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工人师傅的焊花也常溅落在我身上，烫出一个个小水泡。

　　闲暇时，我会坐在舰舷上，望着大连湾远处的渔船和归航的货轮，与工人师傅聊着家乡的琐事，也聊太原舰在海上的峥嵘岁月，常常一聊就错过了饭点。

　　太原舰进入造船厂船坞时，舰体底部的海蛎子和锈迹像一层厚厚的黑痂。历经近3年的大修，104舰终于全部修缮完工，最后我们要赶在下水前，把舰底的锈蚀全部敲掉，重新刷上防锈漆。那年恰逢寒冬，北方的冬天凛冽刺骨，坞底冷风如刀。戴着厚厚的帆布手套，敲不了几下锤子，手指便冻得僵硬发麻。我们以班为单位分组，围在舰底钢板四周，“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在空旷的坞道里回荡，震得耳膜发疼。刮除船底时，一锤一凿间，细碎的漆渣时不时飞溅而起，崩进眼里，刺得人睁不开眼。

　　印象最深的是试航那天，太原舰再度驶入黄海。主机全力运转，舰体劈开海浪，航速一点点提升，全舰的人都沸腾了。我站在甲板上，海风迎面扑来，裹挟着咸湿的气息，望着舰艏激起的白色浪花，忽然觉得，近3年所有的辛苦都值了。老班长拍着我的肩膀，眼里闪着泪光：“你看，咱们修的舰，又能劈波斩浪了！”那一刻，我望着舰舷上重新刷亮的“104”数字，心底涌上一股说不出的自豪。

　　如今，44年过去了，我早已离开大连造船厂，回到家乡。但每当忆起那段修舰的岁月，心里依然涌起阵阵暖意。太原舰像一位沉默的老战友，见证了我的青春，也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与坚守。那些在船坞边度过的日日夜夜，那些与战友们并肩奋战的时光，那些钢铁与汗水交织的记忆，都深深刻在心底，从未褪色。我常常想起大连的海风，想起首长的教诲，想起我们的太原舰——它不仅是一艘我们全力修缮的军舰，更是我青春岁月里最珍贵的回忆。